【摘要】對未成年女性實施的性犯罪[1]是一種對未成年女性身心健康和社會危害極大的犯罪行為，它會給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的身體和精神造成巨大的、長久的痛苦。目前，我國未成年女性遭受性犯罪侵害的現狀不容樂觀，而且形勢日趨嚴峻。未成年女性在遭受性犯罪侵害后，其受損的合法權益能否得到充分、全面的司法救濟，是一個備受社會公眾關注的事情。然而目前的司法實踐中，被害人只能得到微薄的物質損失賠償，而遭受巨大的精神痛苦卻得不到任何的精神損害賠償。這種現狀暴露出我國對性犯罪案件中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的精神損害司法救濟的不足，這一現狀也與《未成年人保護法》對未成年人所采取的“特別、優先、全面”保護的原則不相符。本文僅就性犯罪案件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的精神損害司法救濟這一問題進行較為粗淺論述，借此希望引起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對這類案件被害人精神權益的重視，進而完善立法，讓未成年女性被害人這一弱勢群體的精神損害賠償之訴請能得到充分滿足，讓他們受傷的心靈能夠得到撫慰。【關鍵詞】性犯罪；未成年女性；精神損害；司法救濟【寫作年份】2009年【正文】論文獨創性聲明作者鄭重聲明：所提交的論文是作者本人進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盡作者本人所知，除了文中特別加以標注和致謝的地方外，論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經發表或撰寫的研究成果。特此聲明。引言近年來，未成年女性（指未滿18周歲的女性）遭受性犯罪侵害案件的逐漸增多，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其中，在全國影響較大的，備受眾人關注就有“河南省鎮平縣原政協副主席吳天喜強奸多名幼女案”[2]，“貴州省習水嫖宿幼女案”[3]，“浙江麗水多名初中女生被強奸案”[4]等。強奸、強制猥褻未成年女性，強迫未成年女性賣淫等惡性的性犯罪案件的高發，給社會治安環境、被害人身心健康造成嚴重危害。從媒體已披露的案件來看，未成年女性被害人中14周歲以下的幼女占多數，最小僅有2歲，僅在“貴州省習水嫖宿幼女案”一案中，10多名受害的未成年女生中就有多名未滿14歲[5]。目前，我國未成年女性遭受性犯罪侵害的現狀不容樂觀，而且形勢日趨嚴峻。對于性犯罪案件中的未成年女性被害人而言，她們所遭受的精神損害遠遠要比遭受的物質損失要嚴重的多。當這些無辜的被害者以遭受嚴重精神損害為由，向司法機關主張自己的合法權益時，我們的司法機關是否會對他們受損的合法權益采取特別、充分的司法保護？司法機關對待這些無辜被害者的態度同樣被受關注。近些年，法院不支持性犯罪中未成年女性被害人提起的精神損害賠償訴求的新聞屢見報端。司法機關這種不支持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特別是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訴請的做法備受公眾的指責和批評。司法機關對待未成年女性被害人提出精神損害賠償的態度，不僅反映了我國在司法實踐方面對這一弱勢群體精神權益救濟的不足，而且也引起了公眾對司法公正性的強烈質疑。下面筆者就從幾個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入手，對未成年女性遭受性犯罪行為侵害后引發的精神損害的司法救濟問題進行粗淺的探究，希望借此為完善對這一特殊被害人群體合法權益的司法保護盡上自己的一份責任。一、性犯罪案件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精神損害司法救濟的現狀案例一、女兒慘遭輪奸，父親一夜白頭，請求精神損害賠償被拒陜西省渭南農村，一名15歲上初三的從小就特別懂事，而且學習也非常好的女孩，在一次下晚自習回家的路上，被四名歹徒攔截拉到一果園房內殘忍地輪奸。事發后，雖然犯罪分子都以強奸罪被判處刑罰，但少女卻痛不欲生，每天晚上都被噩夢驚醒痛哭一場，身心均受到嚴重傷害，無法繼續上學，更無法參加中考。該少女曾三次投井自殺，幸被看守的家人及時發現，其父傷心之下一夜間頭發竟然花白。后來，她雖被轉到其它學校繼續上學，但是她總恍忽覺得班上的一個男同學很像強暴過她的人，她非常懼怕而無法繼續就讀。為了醫治該少女因此而導致的心理疾病，他們家已經賣掉所有值錢的東西。在萬般無奈下，被害人的父親向法院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結果卻被法院無情的拒絕。[6]案例二、6歲女童慘遭強奸，要求精神賠償被拒引爭議2006年4月至5月間，周某利用在天津南河鎮某村一工廠看夜之機，以哄騙的手段先后多次將六歲女童姍姍（化名）進行猥褻奸淫。姍姍遭受了周某的性侵害后，判若兩人，學習時經常走神，學習成績也是一落千丈。出事之后，童姍姍村里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了這件事，童姍姍的父母總感覺村民們看他們的眼神和以前不一樣了。為了讓孩子盡快擺脫這件事帶來的陰影，姍姍父親決定搬家，全家人搬到了離以前村子較遠的一個地方。一審法院以強奸罪判處周某有期徒刑11年，同時判令賠償原告醫療費51元、誤工費530.77元，而被害人提出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卻沒有獲得法院支持。鄰居們得知此判決后認為：“珊珊居住地的附近有不少人在議論這件事。周某對這么小的一個孩子下手，太缺德了！我們都覺得孩子受了這么大的傷害，一輩子都得受影響，應當給孩子一定的精神賠償，沒想到，法院駁回了她關于精神賠償的請求。姍姍才六歲，今后的路怎么走呀？”[7]案例三、無辜少女被奸致孕，只獲賠70多元手術費15歲的女孩王某被本村的西某強奸后導致懷孕。案發后，女孩的家屬到醫院為女孩做了人工流產手術。王某某被強奸后因檢查、手術共花醫療費76.50元。一審法院以強奸罪判處西某有期徒刑7年，同時判令賠償王某某各項經濟損失共計76.50元，關于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受害人）所提出的要求賠償其精神損失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于法無據，不予支持。[8]案例四、大學女生婦檢處女膜遭損，獲賠4萬元精神撫慰金因月經失調去醫院檢查，21歲的未婚女大學生王霞(化名)卻被大夫在婦科檢查中弄破了處女膜。王霞為此將這家醫院告上法庭。豐臺法院一審判決醫院賠償王霞處女膜修復手術費3600元，并賠償精神損失費4萬元。[9]案例四中的女孩王霞因一般的民事侵權不僅獲得物質損害的賠償，而且還獲得了數額巨大的精神損害賠償金；而案例一、二、三中的未成年女孩在遭受他人嚴重的性犯罪侵害后要求精神損害賠償時，法院卻無情的拒絕了他們的訴求。有人認為，這樣的判決，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這種“不平等保護”做法至少是對立法精神的曲解，從后果上看，這種判決是在鼓勵犯罪。上述案例真實的反映出，當前對性犯罪案件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精神損害司法救濟的現狀：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我國把性犯罪侵害行為，特別是針對未成年女性的的侵害行為，認為是嚴重的刑事犯罪，給予嚴厲的打擊；而在民事賠償方面，未成年女性被害人只能得到一些微薄的物質損害賠償（一般是為數不多的醫藥費），因性犯罪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損害，被害人卻幾乎得不到救濟及補償。筆者認為，出現目前這種令公眾不滿的“不平等保護”現象是有其深層次的原因。二、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精神損害司法救濟困境之分析（一）立法上的缺陷1、現行立法規定的不明確對因犯罪行為導致被害人遭受精神損害的，被害人能否獲得精神損害賠償，法律規定的不是很明確，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的不能。《刑法》第36條規定，"由于犯罪行為而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對犯罪分子除依法給予刑事處罰外，并應根據情況判處賠償經濟損失"。該條中的“經濟損失”是否包括因精神損害造成的經濟損失，學界和民眾都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此處的“經濟損失”可以包括因精神損害造成的經濟損失，因為精神損害不可避免的的會帶來經濟上的損失。也有人認為，此處的“經濟損失”不包括因精神損害造成的經濟損失，因為因精神損害的引起的損失很難有一個明確的計算標準。面對學界和民眾的爭議，我們的立法機關對此沒有做出回應。《刑事訴訟法》第77條也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有人依據此條就認為，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的訴請范圍只能是物質損失，不包括因精神損害造成的損失。目前，這種認識占了主流。所以，當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女性在向法院主張精神損害賠償時，法院無情的給予回絕看似于法有據。現行的《刑法》、《刑事訴訟法》是否真有剝奪刑事被害人因犯罪行為引起精神損害后而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的訴權之意？對此，我們不能機械的從相關法條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而得出與法律原本之意相悖的結論。筆者認為，《刑法》第36條不但沒有禁止刑事被害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反而是明確的提出了對犯罪行為的“雙重懲罰原則”（“又打又罰”原則）。《刑法》確立該原則的目的是在打擊犯罪行為的同時，也給予被害人受損的合法權益以充分的維護。《刑事訴訟法》第77條的規定是一個授權性規定，而不是一個禁止性規定。它沒有禁止性規定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不能提起精神損害賠償；它更沒有禁止性規定受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結束后，不得再另行提起精神損害的訴請。當法律在對某一事項未作出明確規定之前，我們應該本著憲法和法律的精神內涵及其所追求的價值去理解法律的條文。認真探求法律所蘊含的精神，充分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是實現法律公平、正義的應有之責。（二）憲法司法化的不能我國《憲法》第38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對未成年女性實施的性犯罪是一種侵害其人格尊嚴的行為，這畢將會給他們帶來精神上的損害。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入憲，表明了：保障和維護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的精神權益是各個職能部門應有之責，也包括司法機關。那么，未成年女性被害人以“憲法的名義”向法院主張精神損害賠償時，法院在審判中能否直接適用憲法中的條文來支持這些特殊被害者精神損害賠償之訴請，是一個很有爭議的話題[10]。曾轟動法律界的“中國憲法司法化第一案”——齊玉苓案的最高法司法解釋的被廢止，意味著法院以后將不能援引憲法裁判。[11]（三）對《未成年人保護法》的重大意義認識不夠2006年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確立了對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特殊、優先、全面”的保護原則[12]。該法的修訂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未成年人的關心和愛護，該法對未成年人采取的“特別、優先、全面”的保護原則，是我國未成年人保護立法新的里程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筆者認為，司法機關允許并支持性犯罪案件中未成年女性被害人提出的精神損害賠償之訴請，是《未成年人保護法》的應有之意。但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我們的司法機關基本上沒有適用這部法律來支持未成年女性被害人提出的精神損害賠償之訴請。《未成年人保護法》是一部針對特殊人群制定的法律，其核心價值是對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予以特別、優先、全面的保護。在《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規定對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給予“特殊、優先、全面”保護的背景下，在保護性犯罪案件中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的精神權益方面，司法實踐部門不僅可以有所作為，而且應當有所作為。（四）司法解釋帶來的司法不能由于司法解釋相對于立法更具有可操作性，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往往更多的直接遵循司法解釋辦案。1、司法解釋的前后不一致未成年女性被害人能否因遭受性犯罪侵害而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我國的《刑法》、《刑事訴訟法》對此沒有明確。但是，法律規定的不明確不能成為法院對此問題拒絕裁判的借口。因此，法院在審判類似案件時，不得不遵守最高法院發布的相關司法解釋。而目前，我國有關刑事被害人能否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的司法解釋之間卻存在著一種前后矛盾的現象。司法解釋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使得審判者無所適從。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00條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審判附帶民事訴訟案件，除適用刑法、刑事訴訟法外，還應當適用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簡稱：《高法解釋》第100條）。《高法解釋》第100條明確了這樣一個原則：刑事案件中的附帶民事訴訟其本質仍是民事訴訟，人民法院在審判附帶民事訴訟案件是要遵守相關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該司法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對《刑法》第36條、《刑事訴訟法》第77條規定的作了進一步的補充，使之具有可操作性。筆者認為，《高法解釋》第100條沒有作出不允許刑事被害人在附帶民事訴訟中不能提出精神損害的禁止性規定，更沒有作出不允許刑事被害人另行提出精神損害賠償的禁止性規定，反而它卻有支持刑事被害人可以提起精神損害賠償之意。最高法院2000年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中的第1條就規定：“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對于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精神損失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依據《規定》，我們不難發現，刑事被害人（也包括未成年女性被害人）在附帶民事訴訟中提出的精神損害賠償訴請是無法得到支持的。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法釋﹝2001﹞7號《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確定精神損害賠償解釋》）不但第一次在正式的規范性法律文件中明確提出了“精神損害賠償”的概念，而且還在范圍上較《民法通則》有了重大的突破。[13]這一司法解釋是否意味著，性犯罪案件中未成年女性被害人主張的精神損害賠償的訴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即便按《規定》，被害者的這一訴求不能在附帶民事訴訟中得到支持，是否能在另行提起的民事訴訟中得到支持？這個司法解釋似乎給那些未成年女性被害人帶來了新的希望。但是，最高法院2002年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損害民事訴訟問題的批復》（以下簡稱《批復》）[14]，讓刑事被害人特別是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的那一絲希望蕩然無存。依據《批復》的相關規定，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訴求不僅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得不到支持，而且在刑事案件審結以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中也同樣得不到支持。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4日公布的《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簡稱《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1條第1款規定“因生命、健康、身體遭受侵害，賠償權利人起訴請求賠償義務人賠償財產損失和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這一司法解釋似乎又給未成年女性被害人帶來了一絲希望。有人認為，根據“后法優于先法”的法理及《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36條第2款“在本解釋公布施行以前已經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釋，其內容與本解釋不一致的，以本解釋為準”的規定來看，《人身損害賠償解釋》已經否定了《規定》與《批復》中有關“刑事被害人不能提起精神損害賠償”這一不合理規定。也有人認為，《人身損害賠償解釋》中“精神損害”是針對民事侵權案件，并不包括刑事案件，刑事被害人不能依此提起精神損害賠償。面對這些爭議，我們的最高法院沒有作出回應。在司法解釋沒有明確規定刑事被害人可以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的情況下，我們的司法機關一般還是較為保守的遵循《規定》和《批復》中“不支持刑事被害人精神損害賠償”的相關規定。也正是《規定》和《批復》的不合理規定，導致了像上述案例中女大學生王霞因一般民事侵權就可得到4萬元之巨的精神損害賠償金，而那些慘遭性犯罪侵害的未成年女孩卻得不到任何精神損害賠償的法律怪圈。2、對現行司法解釋的評析（1）、《規定》、《批復》有違憲法、法律之精神《規定》與《批復》以司法權的形式剝奪了憲法、法律并未剝奪被害人的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最為突出的表現是：《批復》通過對公民提起的有關精神損害賠償的訴訟采取不予受理的程序處理方式，剝奪了憲法、法律賦予公民的有關實體權利、訴訟權利。這是有違司法解釋應服從于法律這一法理，也違背了“法無禁止即享有”這一法諺，這是典型的“司法權超越立法權”的表現。（2）、正確理解《確定精神損害賠償解釋》和《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的精神內涵有人認為，《確定精神損害賠償解釋》和《人身損害賠償解釋》中“精神損害”僅指民事侵權范圍的精神損害，這兩個解釋并不適用因刑事犯罪引起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事實是否真如此？曾參加過《人身損害賠償解釋》制定的最高法院陳現杰法官說過，現在的司法實踐中附帶民事訴訟雖不受理精神損害的賠償，但可以作為獨立的民事訴訟來提起訴訟，刑事被害人可以依據相關的司法解釋另行提出精神損害賠償之訴。[15]言外之意就是，刑事被害人可以此司法解釋來維護自己的精神權益。筆者認為，對未成年女性實施的性犯罪行為，是一種比不夠成犯罪的民事侵權更為嚴重的侵權行為，其本質仍是一種侵權行為。性犯罪行為給未成年女性被害人造成的精神傷害遠遠要比一般的民事侵權行為造成的精神損害大得多。不管是刑事侵權還是民事侵權，只要給被害人造成了精神上的損害，被害人就應獲得精神損害賠償。那種只支持民事侵權案件被害人精神損害賠償之訴求，而無視刑事侵案件被害人特別是未成年女性被害人之精神痛苦的做法，是有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精神。（三）“重刑輕民”思想的影響傳統的“重刑輕民”思想認為，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已經被國家機關處以刑罰，國家已經替被害人伸張正義，被害人的精神創傷得到了撫慰，精神損害賠償也就沒有了必要。事實是否如此？在媒體披露的性犯罪案件中，大多數被害人及其家屬認為，懲罰犯罪人固然可以使自己得到一點心理安慰，但不足以彌補被害人及家庭所承受的精神痛苦。尤其是那些遭受性犯罪侵害的未成年女性被害人，他們心靈受到傷害較大，他們精神上的損害終身難以復原。既然對犯罪人的懲罰不足以彌補被害人的精神損害，依“有損害就有救濟”的法理原則，被害人要求精神損害賠償就有其正當性，而且“在一切價值或精神活動多得以金錢衡量之今日，金錢賠償非但不足減損人格價值，反而可以提高其被尊重性。”“重刑輕民”的思想其實質是一種“國家本位”（權力本位）的思想，它著重強調的是對國家、社會整體利益的考量，而漠視了對社會個體差異性和多元化的關注。現在，我們這個社會已經進入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時代，這意味著在這種大背景下，法律制度的構建要體現對人的終極關懷，從人性規律出發，尊重人權，把人視為實質的主體。體現在司法領域，要求司法制度的設計與改革舉措應當從民本立場出發，尊重公民的意愿，保障其權利和自由，使公民真正成為司法的主體，體現司法的公平正義及人文關懷。[16]三、確立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現實意義1、有助于打擊犯罪分子，切實維護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的合法利益未成年女性在遭受性侵害后，其原有的生存狀態可能發生重大的轉折和改變。例如自殺、精神失常、強奸致孕、被傳染性病、懼怕或厭惡異性、離家出走、消極怠世、報復社會等等。這些轉折和改變的出現對于被害人的順利生存和發展是一種極大的障礙和損害。[17]而且，未成年女性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損害相對物質損失要大得多，相對民事案件中的精神損害也更為嚴重。只有獲得充裕的犯罪賠償，未成年女性被害人才有可能改善生活條件、提高生活質量，或是改換生活和學習環境，從而盡快擺脫心理陰影，撫平因性侵害行為所遭受的精神創傷。[18]確立性犯罪案件中未成年女性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有利于打擊侵害未成年女性的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震懾犯罪，加大犯罪分子的犯罪的成本，同時也能對社會上的危險分子起到有效的警戒作用，從而切實有效保障和維護未成年女性的合法權益，使未成年女性被害人早日走出心中的陰影，盡快的重新回歸正常的生活軌道。2、有助于樹立司法權威，提升司法公信力，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在一個普通的民事侵權案件中，被告可能會承擔數萬元的精神損害賠償金，而在一個更為嚴重的刑事犯罪案件中，特別是那些還未成年女性在遭受嚴重的性犯罪侵害后，被告人卻可以不用承擔一分錢的精神損害賠償金。這樣的判決不可避免的會引起社會公眾的強烈質疑：這究竟是在保護受害人，還是在縱容犯罪？像這樣剝奪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精神損害賠償訴請的判決，是與社會公眾樸素的正義觀相悖，與人民群眾的利益期待相悖，這樣的判決即使合法，但卻很難取信于民，難以實現法律和社會效果的統一。[19]公平正義是司法的生命線。[20]剝奪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精神損害賠償的訴請，不僅與人民法院努力實現公平、正義的司法價值目標不相符，而且也違反了基本的社會正義觀念，違反了我國對未成年人“特殊、優先、全面”保護的原則，也有損司法的權威和公信力，不利于有效打擊犯罪和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難以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確立性犯罪案件中未成年女性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不僅是司法機關貫徹“執政為民”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而且也是維護司法的權威和公信力，努力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的必然要求。3、有助于實現法律的統一，維護法律尊嚴民法和刑法是兩大基本法，兩個法律不僅在地位上是同等的，而且在價值追求上也應該具有相同的地方：公平和正義。對未成年女性實施的性犯罪，其本質是一種比一般民事侵權行為更為嚴重的侵權行為，其給未成年女性被害人帶來的精神痛苦絕不小于一般的民事侵權行為。我國的民事法律規定了精神損害賠償，刑事法律卻沒有規定精神損害賠償。刑事立法對刑事被害人，特別是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的精神權益的忽視，是與我國《憲法》提出的“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以《未成年人保護法》中的對未成年人給予“特別、優先、全面”保護的立法精神不相符，是不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利益。確立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有助于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更有助于維護法律的尊嚴。4、有助于我國法律與世界的接軌，彰顯社會主義法制的優越性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4條規定：各締約國應承擔保護兒童免遭一切形式的色情剝削和性侵犯之害。我國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簽署國，我國未成年人的概念與《兒童權利公約》的兒童的概念是一致的，都是指未滿18周歲的人。現在世界各國從立法到司法實踐都普遍重視對人權的保護，法律既要重視保護個人的經濟利益，更應重視保護個人的精神利益。許多國家在刑事法律中對刑事犯罪中的精神損害賠償予以了明確規定。《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條規定“任何遭受重罪、輕罪或違警罪直接損害者，有權提起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第3條第2款規定“民事訴訟應包括作為起訴對象的罪行所造成的物質的、肉體的和精神的全部損失”；另外，加拿大、意大利、德國、美國等國家也都相應建立了在刑事犯罪中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確立刑事被害人特別是未成年女性受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對他們受損的精神權益給予立法和司法上的救濟能更好地體現社會公平正義，彰顯社會主義法制的優越性。令人欣慰的是，我國的立法者越來越關注法律的公正、和諧和統一性，對民事案件以外的被害人的精神權益開始給予關注。[21]四、完善對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精神損害救濟的對策1、完善立法，重視對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的特殊、優先、全面保護《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提出了對未成年人采取“特別、優先、全面”保護的原則。為了更好的貫徹該原則，我們相關的刑事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應該修改與這一原則不相符的規定，允許性犯罪案件中未成年女性被害人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或另行提起的民事訴訟中提出精神損害賠償，以便充分、全面的維護他們合法權益。2、建立國家補償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由于犯罪人經濟能力有限或不愿意履行法院的民事賠償部分的判決等原因，被害人的物質損失無法得到有效賠償的情況屢見不鮮。在目前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物質損失得不到有效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訴求得不到支持的雙重困境之下，建立對刑事被害人特別是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的國家補償制度，有利于解決他們因犯罪而引發的生活和生存問題，有利于他們在被害后能夠盡快康復，重新迎接美好的生活，更好的保障和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目前，一些國家和地區非常重視對刑事被害人的補償問題，特別是對那些遭受性犯罪侵害的被害人。例如菲律賓、印度的泰米爾·納杜邦及我國的香港特區都明確規定，性暴力犯罪被害人有資格獲得國家補償。特別是在我國的香港特區，對強奸罪被害人的特別補償救助金可以提高到100％。建立對特殊群體被害人的國家補償制度，是符合國家對未成年人“特殊、優先、全面”的保護政策，是貫徹以“以人為本”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這一重要思想的的必然要求，也是和諧社會公平正義的必然內涵。我國目前有些地方開始試行對刑事被害人的政府救助制度[22]，實踐證明，這些地區的刑事被害人救助措施都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在此基礎上制定統一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具有可行性。3、建立社會救助制度為了更好的撫慰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創傷，我們有必要建立和完善符合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的生理、心理特點的社會救助制度。例如被害人所在的社區、居委會、村委會可以對被害人及其家屬進行經濟上和精神上的幫助，當地醫療機構可以設立“未成年女性被害人心理康復中心”，無償為被害人提供心理咨詢或醫療服務，被害人所在的教育部門可以設立針對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的特別援助機構，在求學的過程中給予特殊幫助等等。同時，也可以由政府牽頭組織社會各界設立針對這些特殊群體的社會救助基金，給予他們充分的救助。4、建立司法援助制度我國目前尚未建立針對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機構。筆者發現，我國目前的法律法規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保護較為全面，而對受到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被害人特別是未成年女性這一特殊群體的保護卻相對的薄弱，當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后，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專業機構為未成年被害人進行法律幫助、提供專業的法律咨詢，這使得未成年被害人，尤其是那些家境困難請不起律師的被害人失去最大程度獲得經濟賠償、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機會。建立針對未成年被害人，特別是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的司法援助制度，對于及時有效的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結語對未成年女性實施的性犯罪行為，是最為惡劣的野蠻的犯罪行為，它嚴重摧殘了未成年女性的身心健康。未成年女性遭受性犯罪侵害后，精神上遭受的創傷遠遠要大于肉體上遭受的創傷。我們在嚴厲打擊實施性犯罪行為的犯罪分子的同時，更應該關注未成年女性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創傷。對這些特殊的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給予司法救濟，是實現司法公平正義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