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自2008年起啟動了國家賠償法修正案草案的修訂。然而，直到2009年10月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在對《國家賠償法》進行第三次審議之后，由于代表們在許多問題上仍然達不成一致意見，人大常委會決定修正案草案將在作進一步討論后繼續進行審議。其中，精神損害賠償是國家賠償法修正案中最受爭議的一個大問題。筆者擬就該問題進行一番探索，以期對完善我國國家賠償法有所裨益。在筆者看來，有如下三個主要問題制約著精神損害賠償的立法。一、對于精神損害應否給予賠償目前，在國家賠償法中，缺失對精神損害進行賠償。盡管精神損害給予賠償符合司法實踐的需要，符合人民群眾對司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得到社會的認可，但是沒有法律的確認與支持，不僅名不正言不順，也無法很好的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為此，筆者建議將精神損害納入到國家賠償范圍內，規定“符合國家賠償法規定的情形，致人精神損害的，應當在侵權行為影響的范圍內，為受害人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造成嚴重后果的，應當支付相應的精神損害撫慰金”。這樣立法，既是法治建設的一大進步，也符合司法實踐的需要和人民群眾的要求，既有利于保護好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有利于國家賠償法修改和法律實施效果的最大化。二、如何確定賠償標準當前，如何確定賠償標準，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是爭議的焦點。首先，它的確屬于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一方面，如果不確定或者模糊確定賠償標準，將有可能導致精神損害賠償的標準和數額在不同地區存在差異，或者在不同職業、不同身份的當事人之間有所差別，從而間接導致公民之間的不平等對待。另一方面，如果對賠償標準加以明確規定，有難以適應錯綜復雜的現實情況，使得賠償數額在某些地區顯得過低而在另一些地區又無力支付。其次，當前世界上尚未一個國家能夠制定一個統一的精神損害賠償標準，無可借鑒的經驗，屬于一個摸索前進的立法問題。從短期來看，有學者認為，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進行確定。[1]在筆者看來，當前在司法實踐中確定賠償標準，要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由司法解釋予以明確，標準可以參照民事精神損害賠償的標準，但應當高于民事領域的標準。理由是當前國家賠償標準太低，受害人所得少得可憐的賠償金不合常理，當事人難以接受，如果有限的賠償額僅僅能體現在一定程度上的撫慰而已，連起碼的損害補償都無法實現，然而，論財力，國家集全民之力，大于任何一個企業法人和個人。論誠信責任，國家也應當擔當表率。論國家行政權、司法權是壟斷性權力，民事權利當事人可以選擇，而國家行政權、司法權，當事人不可選擇，必須接受，國家要提高自己的公信力，要提高威望，就更要表現出勇于承擔，法律是道德的底線，國家賠償法我們認為是法律的底線，規定得不好，會嚴重影響公民對國家的信任度。最高人民法院國家賠償辦公室主任劉志新曾感慨：“當一個合法權益受到侵犯的老百姓拿到國家賠償金后，那種悲喜交集的情感是難以形容的；那種對法律信任的恢復、對黨和政府信任的恢復的情景是引人深思的；那種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產生的社會效果是難以估量的。”[2]因此，精神損害賠償應當具有較高標準。從長遠的角度來看，要確立一個成功的賠償標準。如何摸索一個成功的賠償標準，在筆者看來，立法者只有統籌兼顧，開放立法過程，依靠多主體的溝通交流和商談論證才能凝聚共識，才能形成一種能夠得到各方接受的合理制度期待，其與現有制度間的差距。這是由于立法是一個開放的商談、論證和公平博弈過程，只有當不同利益主體能夠參與其中，平等對話，只有當司法部門、學術界、社會公眾等各種角色能夠各抒己見，反復討論，經過幾上幾下，才能逐漸形成修正共識，這種修正才能統籌兼顧專家的理性判斷優勢和公眾的價值判斷優勢，統籌兼顧公民的權利保障訴求與國家機關承擔賠償責任的限度，確立一種能夠得到普遍接受的賠償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