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事訴訟中，公訴人與被告人法律地位不同，不存在訴辯交易的基礎。公訴人代表著國家利益，而被告人是被懲治對象，在審判實踐中，其公民的權利容易被剝奪。例如，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會見難”，成為長期以來難以解決的問題之一。之所以產生會見難問題，是因為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非法獲得證據排除”制度，并且偵查機關掌握著是否允許律師會見的權力。偵查機關剝奪了犯罪嫌疑人尋求法律幫助的權利，其實就是剝奪了犯罪嫌疑人作為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而律師被限制會見被告人，并不影響法院做出應有的判決。因此，公訴人地位遠遠高于被告人地位，訴辯之間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公訴人根本無需訴辯交易幫助其完成訴訟。

法律規定的無罪推定原則，在偵查階段并沒有被實質運用。前述案例中，公訴人明明有證據原件卻故意不提交，并且提交的兩份復印件都是虛假證據，這么明顯的證據缺陷，一審法院仍然判處被告有罪，并且收監執行。這就是有罪推定。本案中公訴人、法官都明知只有證據復印件，且沒有其他證據證明證據復印件是真實的，不應當作為證據使用，但是卻因為偵查機關既然認定復印件真實，被告人沒有其他證據推翻復印件的真實性，因此推定馬某有罪。我國刑事訴訟中“有罪推定”的法律思想之所以盛行，是因為公訴人和被告人對法律地位不平等造成的。因此，新的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無罪推定原則，卻沒有改變有罪推定的基礎。所以我國刑事訴訟中不存在訴辯交易的基礎。

嫌疑人被采取強制措施之后沒有“沉默權”，也沒有權利要求在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做出供述。現實中，有很多案件是靠口供定案，并且許多案件是靠非法行為獲取的證據定案。近年來連續發生的“躲貓貓”、“發燒死”、“臉盆溺死”等看守所里非正常死亡事件，充分證明了刑事審訊中的弊端。本文所述案例則涉及到制造偽證而定案，這都說明刑訊逼供獲得的證據和制造的偽證，容易被法院所采信。

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證據開示制度”，以保障被告人權益。我國1996年修改之前的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案件時要將一切證據，包括有罪無罪、罪重罪輕的證據全部移送人民法院。而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中第一百五十條規定：“人民法院對提起公訴的案件進行審查后，對于起訴書中有明確的指控犯罪事實并且附有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者照片的，應當決定開庭審判。”因此，在實踐中就出現了，雖然檢察院掌握的證據材料達幾百卷，而送達給人民法院的只有幾張證據目錄的復印件，辯護律師在開庭之前幾乎看不見任何證據的現象。而在庭審的時候，對證據的質證也非常草率，律師當庭查閱證據的時間并不充分。被告人甚至無權查閱這些證據。有的案件在開庭中，公訴人竟然根本不出示被告人無罪的證據，律師只有在二審中再次查閱案卷才能看見這些無罪的證據。

這說明，在我國的審判實踐中，存在控辯雙方所掌握的司法資源、證據數量的天壤之別，辯方不打二審官司，有可能根本掌握不了全部證據。由于沒有證據開示制度，無法保障被告人公平的知情權。因此，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這些缺陷，根本沒有公平訴辯交易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