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貪污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利用職務上主管、管理、經手公共財物的便利，侵吞、盜竊、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行為。侵犯的客體是公共財產的所有權和國家的廉政建設制度，傳統的刑法理論把它列為侵犯財產罪類型（本文暫且把它當作侵犯財產罪論述），它和其他侵犯財產罪（搶劫罪除外）一樣，有一定的數額標準，數額的大小是表明其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輕重的重要標志，是量刑的一個基本尺度。建國以來，我國在懲治貪污犯罪的各項立法中，對貪污定罪的數額作了不同的規定，經歷了規定數額、不規定數額到具體規定數額的歷程。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批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罪條例》規定了定罪量刑的具體數額，一九七九年公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關于貪污罪的條款（第一百五十五條）中，則未具體規定貪污罪定罪量刑的數額，只規定了數額巨大、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等較為空洞的字眼，何為數額巨大？何為情節嚴重？在司法實踐中很難掌握，各地有各地的內部標準作參考，很不統一，為解決此問題，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三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制定了《關于懲治貪污、受賄罪的補充規定》草案，中央辦公廳于同月二十七日批轉執行，在這個既不是法律、也不是司法解釋的《補充規定》里，具體規定了貪污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統一了各地執行不一的標準，在司法實踐中被“內部掌握”執行一段時間后，一九八五年七月八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查院制定了《關于當前辦理經濟犯罪案件中具體運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試行），在這個《解答》里對貪污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亦作了規定，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的《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以下簡稱《補充規定》）則更進一步以法律的形式將貪污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固定了下來。至1997年修訂《刑法》時，沿襲了該補充規定的做法，只是提高了數額標準而已。經過十幾年的司法實踐，在《刑法》里詳細規定貪污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對于糾正在懲治貪污犯罪的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寬嚴失度的現象以準確地定罪量刑起過積極的作用。然而，在近十幾年的反貪斗爭實踐中發現，《刑法》中規定貪污罪定罪量刑的數額還存在一些缺陷。還有待于在今后的立法和司法中不斷完善，筆者就此談談個人之管見。一、現行《刑法》中規定犯罪數額標準的弊端1、《刑法》中規定貪污罪數額標準忽視了我國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差別。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的經濟發展不同，東部和西部、沿海和內地、城市和農村差異很大，比如人均年收入東部沿海地區是西部貧困地區的幾倍，考慮到各地經濟發達程度不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制定盜竊罪、搶奪罪、敲詐勒索罪等侵犯財產罪的司法解釋中對數額標準，只統一作出了原則性的規定，授權各省、市、自治區根據本地區經濟發展狀況，確定本地區的具體標準，由于《刑法》是法律而不司法解釋，因此只能全國統一一個標準，以示法律的統一性，然而這樣全國一個樣，不顧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同搞“一刀切”是不符合我國國情的，據筆者了解盡管《刑法》規定了貪污罪統一的數額標準，但各地在具體執行中仍有差異，在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五萬元以下的貪污案，立案查處的較少（除少數有影響的以外）即使查獲也多作不起訴等變通處理，實際立案起點為五萬元；而在西部貧困地區除五千元以下基本上未查處外，五千元以上一般就立案查處，因此在具體執行上經濟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仍有差別，基本上處于混亂局面，因此不利于嚴肅執法。另一方面，在我國盜竊、詐騙等侵犯財產罪各地可以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狀況因地制宜地制定不同的數額標準，而同為侵犯財產罪，數額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據的貪污罪，則全國一刀切，在一部法律里對數額制定方法有所不同，又影響我國司法的統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