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商業賄賂犯罪治理話語中的法理研究指涉現象形態上的價值選擇、立法過程中的規則定制和制度保障意義上的實施機制三個基本向度。在不同的維度上,商業賄賂犯罪治理具有不同的內容表現。其中,在現象形態上,商業賄賂犯罪治理的價值特征表現為一系列的價值選擇;在立法過程上,商業賄賂犯罪治理表現為明確的、連續的、穩定的規則定位、競爭與解釋;在制度保障意義上,關鍵是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實施機制。經由此三個維度,商業賄賂犯罪治理方能被完整地加以解讀與詮釋,才能確立起商業賄賂犯罪治理實踐中特定的利益關系,拓寬治理主體的活動或發展的現實空間。關鍵詞:商業賄賂犯罪價值選擇規則定制實施機制自去年始,中國反腐劍指“商業賄賂”,“利劍高懸,嚴懲不怠”一時間成為大小會議的主題詞。于此,不難看出黨中央希望市場經濟秩序“雄雞一唱”的良苦用心,但商業腐敗僅報以小心翼翼的微縮,商業賄賂在國內已經形成潛規則,這些潛規則嚴重影響到中國的經濟秩序。而且顯見,商業腐敗的潛規則對“規則強心針”已經產生了越來越強的“耐藥性”。現在仍需追問的是,在商業賄賂犯罪屢禁不止且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我們應選擇什么樣的治理之道予以有效應對?這是一個深層的問題。迄今為止,國內法學界在理解商業賄賂犯罪治理這一命題時,往往傾向于從功利主義出發,將商業賄賂犯罪治理僅僅看成是治理主體的一種運動式的犯罪控制活動,注重犯罪控制的實踐的需求。這種輕視治理法理方面要求的思維視覺的局限扼殺了商業賄賂犯罪治理這一命題的理論張力和推衍能力,已經成為制約商業賄賂犯罪治理成效,特別是商業賄賂犯罪治理順暢實施的一個越來越突出的焦點問題。我認為,化解這場治理基礎性危機可能具有多種方式和途徑。但是,引領價值選擇,重視規則定制,建立實施機制,無疑是其中的一項重要選擇。價值選擇、規則規制和實施機制構成了從法理上解讀商業賄賂犯罪治理合法性、有效性、制度性的三個基本向度。惟有如此,才能符合“商業反腐”制度設計嚴懲不怠但又不失保障人權的初衷,并最終使“商業賄賂犯罪治理”這一命題的核心理念得以豐盈和立體化凸現。一、價值選擇是商業賄賂犯罪治理的基礎商業反腐既是一場運動、一個過程,又是一次價值觀的整合。黑*爾曾言:“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商業反腐作為一場運動之所以能夠進行,作為一個過程之所以能夠延續,作為一次價值觀的整合之所以可能,必然有著深刻的基礎和內在動力。這就是商業反腐的客觀性。換言之,商業反腐是一種由內在的社會轉型、經濟發展、社會穩定與文化交往等構成的自發的、自然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價值選擇的正確與否直接決定著治理目標的實現,制約著規則定制及其實施。所以,思考商業賄賂犯罪治理的價值選擇問題顯得格外重要。然而,隨著向世界文化的轉變,商業反腐作為和諧社會建設的一種展現方式和文化形式,使不同地域、不同傳統、不同民族的文化“相遇”,從而構成一幅“眾聲喧嘩”的當代景觀,形成了一種世界范圍的多元規則控制格局。從“諸學科的爭吵”(政治傳統的對峙)到“文明的沖突”(文化傳統的碰撞),無疑造成了現實中的價值選擇的困惑。面對眼花繚亂的價值觀“萬花筒”,人們感到的只能是手足無措。人們似乎感到沒有任何理由足以支持其選擇這一種而放棄另一種。這是現代社會轉型時期進行商業賄賂犯罪治理價值選擇時所特有的文化境遇。即使如此,我們不妨把視野首先投向哲學意義上的價值范疇。在哲學上,“價值”是來自人類實踐的一種理論抽象,是客體的存在、作用以及它們的變化對于一定主體需要及其發展的某種適合、接近或一致。價值選擇是主體與客體的雙向作用過程,是主體根據自己內在尺度,對客體進行實際的價值創造、價值實現的過程[1](P17)。價值選擇首要的、本位的意義在于為人們提供一種觀念性的指導形象。在法學領域對商業賄賂犯罪治理的認識上,上述哲學思想對澄清大量混亂的觀念和想法開辟了一條走出迷宮的通徑。商業賄賂犯罪治理規則屬于價值選擇的范疇,它是人們在價值判斷中所得到的對特定賄賂犯罪現象所產生的一定價值的認識。正如邁*爾?貝*斯所言,“法律規則或原則的形成與運作都與一定的價值觀念聯結,價值是決定和評估法律規則、原則的內容及施行結果的基礎性標準。”[2](P18-12)貝-氏的深刻洞見表明,無論是否從規則體系中去尋求商業賄賂犯罪治理的合法性依據,在許多場合都不可避免地觸及價值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