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紹賄賂罪刑罰配置問題

立足于罪刑相適應這一現代刑法的基本精神，刑罰配置的正當性不僅要求做到有罪必罰，無罪不罰，而且要求輕罪輕罰，重罪重罰。而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則是把握重罪輕罪的最為本質的依據。介紹賄賂行為社會危害性的恰當評估，是對介紹賄賂罪進行整體把握、恰當配置刑罰的基礎，也是對目前立法設置的法定刑是否已經做到罪刑相適應以及實踐中對介紹賄賂行為的實際處罰是否重罪輕判等較為實質的問題進行正確回答的前提。

筆者認為，介紹賄賂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會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和社會條件的變化而不斷發展變化，雖然在當時形勢下立法對介紹賄賂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之評估比較合理，但依目前的形勢看，再將介紹賄賂這類犯罪行為仍然定位于“輕罪”已經和現在的實際不相協調。近年來，我國司法實踐中介紹賄賂案件日趨增多，有關介紹賄賂被判刑的新聞報道也不斷增多。大量的案件顯示，介紹賄賂行為表現出以下幾個新特點：一是行為渠道廣泛，手段多樣。有的為調動工作、提干、招工、升學或鄉進城、農轉非而介紹賄賂；有的為承包建筑工程、招投標、拍賣、租賃而介紹賄賂；有的為打官司而介紹賄賂。二是行為人以牟利為動機。過去，介紹賄賂的行為人之所以愿為權錢交易者牽線搭橋，其動機是為建立關系網聯絡感情、為阿諛奉承而賣力、出于情義或礙于面子而幫忙。但目前多數則是為了牟取非法利益而介紹賄賂。三是行為人向職業化發展。一些介紹賄賂的行為人嘗到了甜頭，在“受賄者”和“行賄者”之間專司聯絡、議價、送貨之職，實質上已成為名副其實的介紹賄賂慣犯。四是介紹賄賂數額增大，促成或導致腐敗向公檢法等權力部門蔓延，涉及官員日趨增多。

上述新特點，充分表明介紹賄賂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危害性日趨嚴重。目前刑法規定此類犯罪行為的最高法定刑只有三年有期徒刑明顯違背了罪刑相適應的刑罰配置要求，難免導致審判實踐中對該類犯罪實質上屬于“重罪輕判”。

二、賄賂犯罪體系內個罪間法定刑的問題

受賄、行賄、介紹賄賂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在刑法中構成一個統一的賄賂犯罪體系。其中，受賄者和行賄者是一對孿生兄弟，為官者有權，欲借此以權謀私；行賄者無權或職權低微，想借助權勢達到己利。而作為“賄托”的介紹賄賂者在這些不光彩的交易中穿針引線，牽線搭橋，從而降低了受賄者和行賄者的風險成本，故介紹賄賂行為的大量存在是促成或導致腐敗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介紹賄賂的行為特點和社會危害性來看，行賄、受賄與介紹賄賂在根本性質上其實沒有很大區別，相反存在密切的對應關系。只有對行賄人、受賄人、介紹賄賂的人都加以有效懲罰，才能全面遏制賄賂犯罪。根據目前介紹賄賂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立法對受賄、行賄都規定了較高的法定刑，而對介紹賄賂罪規定的法定刑較低，這樣不利于打擊介紹賄賂犯罪。正如恩格斯所言：“法不僅必須適應于總的經濟狀況，不僅必須是它的表現，而還必須是不因內在矛盾而推翻自己的內部和諧一致的表現。”在具體犯罪的法定刑配置方面，只有罪與罪間的協調平衡，將社會危害性相近的犯罪在法定刑上大體接近，才能保持法律內部高度協調一致，才能充分發揮刑事立法的應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