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眾斗毆罪未遂怎么處理

由于受犯罪構成客觀方面和主觀方面的限制，并非一切犯罪都必然存在預備、未遂、中止的形態。這三種犯罪形態只存在于一部分直接故意犯罪之中，過失犯罪自當不論，間接故意犯罪不存在犯罪未遂，而突發性的故意犯罪一般也不存在犯罪預備。因此，聚-眾斗毆罪是否存在預備、未遂、中止形態，就要分析其主客觀方面的構成。聚-眾斗毆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自己的聚-眾斗毆行為會成危害社會的結果是明知的，而且希望并追求這一危害結果的發生;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糾集眾人結伙毆斗的行為，不屬于突發性的故意犯罪，也不同于行為人一著手犯罪實行行為即告犯罪完成的舉動犯。因此，聚-眾斗毆犯罪過程中可能形成犯罪預備、犯罪未遂、犯罪中止這三種犯罪未完成形態。

一是聚-眾斗毆罪的預備狀態。

聚-眾斗毆罪的犯罪預備具有以下基本特征:首先是必須具有實施聚-眾斗毆犯罪的直接故意。即行為人在進行聚-眾意思聯絡、準備斗毆工具時，具有明確的犯罪故意，就是為了糾集眾人結伙毆斗。其次是行為人已經開始實施了聚-眾斗毆犯罪的預備行為。這種預備行為是為了聚-眾斗毆犯罪的順利實施或完成而積極創造條件的行為。其三是尚未著手實施聚-眾斗毆罪的實行行為。

二是聚-眾斗毆罪的未遂狀態。

在理論與實務中，對于聚-眾斗毆罪有無未遂形態存在較大爭議。首先，行為犯與舉動犯之爭。有人認為聚-眾斗毆罪是舉動犯，只要一著手實施犯罪就構成既遂而不存在未遂的問題，但聚-眾斗毆罪是行為犯，存在未遂形態。行為犯與舉動犯不同，行為犯“是指以實行法定的犯罪行為作為犯罪構成必要條件的犯罪”。舉動犯又稱即時犯，是指“行為人一著手犯罪實行行為即告犯罪完成和符合構成要件，從而構成既遂的犯罪”。二者的區別在于，舉動犯的既遂以著手實行犯罪為標志，而行為犯只有當實行行為達到一定程度才構成既遂。有人之所以認為聚-眾斗毆沒有犯罪未遂，是因為對聚-眾斗毆罪的客觀要件把握不準，混淆了行為犯與舉動犯這兩個概念。其次，復行為犯與單一行為犯之爭。一種觀點認為聚-眾斗毆包括兩個行為(復行為犯):一是糾集眾人的行為，二是結伙斗毆的行為。也有觀點認為聚-眾斗毆是單一行為犯，如張明楷在《刑法學》一書中就持后一觀點。筆者也認為聚-眾犯罪應是單一行為犯，而非復行為犯。如前所述:“聚-眾”不是聚-眾斗毆罪的實行行為或者實行行為的一部分，而是聚-眾斗毆罪構成要件中修飾直接危害行為的一種行為方式或者行為樣態，是《刑法》明文規定的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像特定的行為方式、時間、地點一樣，不能被排除在犯罪構成要件之外。因此，聚-眾行為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并不是一個行為，其只具備“行為方式”的性質，起著具體限定實行行為的作用。所以聚-眾犯罪的未遂應該以該實行行為的著手和完成來認定其既遂或未遂。如果既有聚-眾行為又有直接的斗毆行為且聚-眾性質比較明顯時，根據其社會危害性以及兩者的關系，可以將該聚-眾行為視為聚-眾斗毆罪的預備行為。其三，如何判斷聚-眾斗毆罪的“著手”。要準確把握聚-眾斗毆罪的犯罪未遂，對著手實行犯罪時間的界定非常重要，這是區分犯罪預備與犯罪未遂的關鍵點。筆者認為，聚-眾斗毆中的著手應從斗毆雙方聚-眾完成并準備斗毆時起算。理由如下:聚-眾斗毆罪侵犯的客體是“公共秩序”，不是在雙方打斗時才遭到侵犯，而是在一方聚集完成并準備斗毆時就已經接觸并威脅到了“公共秩序”。

三是聚-眾斗毆罪的中止狀態。

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過程中，犯罪分子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行為狀態。具體到聚-眾斗毆罪，由于其屬于行為犯，聚-眾完成后，一旦發生毆斗行為，行為人即告犯罪既遂，因此不存在自動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犯罪中止情形。關于聚-眾斗毆罪犯罪中止的認定，首先，自動放棄犯罪必須發生在聚-眾斗毆的犯罪過程中，這是其成立必須具備的時間條件。聚-眾斗毆的犯罪過程，既包括犯罪預備的過程，也包括聚-眾斗毆的實行行為過程。其次，必須是自動放棄了聚-眾斗毆行為。所謂“自動”，是指行為人主觀上的積極主動，出于本人的意志而放棄了犯罪行為。再次，必須是徹底放棄犯罪。其徹底性表現在毆斗行為還未開始前，基于行為人自己的意志而徹底停止繼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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