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刑制度的規定有哪些

一、緩刑制度的概述

(一)緩刑的內涵

我國刑法中所規定的緩刑，是指人民法院對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認為暫不執行原判刑罰，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在一定考驗期內，暫緩執行原判刑罰的制度。緩刑是一種刑罰制度，而不是一種刑罰。緩刑是我國刑法適用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懲罰與教育改造相結合的刑事政策而確立的重要刑罰制度之一，是這一基本的刑事政策在刑罰制度中運用的具體化。

(二)實行緩刑制度的意義

我國的緩刑執行刑罰制度于20多年前從前蘇聯引進，是以目的刑、教育刑為其創始的初衷，徹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更好地達到改造犯罪分子，教育犯罪分子本人與社會上不穩定分子。1980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刑法以來，緩刑就一直的存在。這20多年來緩刑的適用，表明了國家對犯罪分子及其犯罪行為否定的評價，同時也體現出了對犯罪分子一定的寬大政策。在維持原判刑罰效力的基礎上給予犯罪分子悔過自新的機會，有利與教育改造犯罪分子，充分體現我國刑法的人道主義精神、寬嚴相濟的刑罰政策。緩刑制度不僅消除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符合刑罰經濟的原則、也更加符合人道主義精神。因而,我國對緩刑制度也是比較重視的,但由于確立的較晚,并且對其他國家的先進成果吸收的不足,制約了緩刑制度的完善和發展。

二、我國緩刑制度的適用現狀

(一)緩刑的適用條件

我國刑法第72條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第74條規定：“對于累犯不適用緩刑”。一般緩刑的適用必須具備下列條件：

第一，犯罪分子必須是被判處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罰。

“犯罪分子必須是被判處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罰”是緩刑適用的前提條件。因緩刑是對犯罪人不予關押，附條不執行原判刑罰，決定了件緩刑適用對象只能是罪行較輕的犯罪分子，而罪行的輕重是與犯罪人被判處的刑罰輕重相適應的，所以將緩刑的適用對象規定為被判處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就是因為這些犯罪分子的罪行較小，相反被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因其罪行較重，社會危害性較大，不宜采用緩刑的方法置之于社會上，因而不能成為適用緩刑的對象。

第二，犯罪分子必須不是累犯。

我國刑法規定累犯不適用緩刑。“犯罪分子必須不是累犯”是緩刑適用的排除要件。排除要件是指法律明文規定排除緩刑適用的情形。累犯屢教不改、主觀惡性較深、有再次犯罪的可能，適用緩刑難以防止其再犯新罪。即使累犯被判處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也不能適用緩刑。

第三、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認為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

這是緩刑適用的本質條件。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緩刑適用是為了促進犯罪分子改惡從善，減少刑罰執行的人力、物力、財力支出，但是緩刑價值的實現必須建立在緩刑人員緩刑后確定不致危害社會的基礎上，如果不能保證緩刑人員緩刑后不致危害社會，緩刑價值的實現無疑像空中樓閣。不但如此，而且可能還給社會帶來危害，引發公眾對緩刑制度合理性的懷疑，因此，緩刑適用需要建立在認為緩刑后確定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基礎上。在緩刑適用中，緩刑人員適用緩刑后確定不致再危害社會是緩刑適用的關鍵要件。即有些犯罪分子雖然被判處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其犯罪情節比較嚴重、無悔罪表現，不能表明不予關押不致再危害社會，因此，不能適用緩刑。

根據法律要求，認定被告人在適用緩刑后是否再危害社會，應當以其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為根本條件。

所謂犯罪情節是與犯罪事實有關的各種情況。犯罪情節包括：犯罪分子主體情況；犯罪目的、犯罪動機等主觀方面情況；犯罪行為、侵害對象等犯罪客觀方面情況。犯罪分子的主體情況包括犯罪分子年齡、身份、生理功能、精神狀態等。如年齡小者，由于其認識事物能力和控制自己行為能力較差，同時可塑性大，在同等情況下，可優先考慮適用緩刑。犯罪主觀方面的情況包括罪過、犯罪目的、犯罪動機、認識錯誤等情況，故意犯罪的主觀惡性大于過失犯罪的主觀惡性，犯罪動機卑鄙的犯罪者主觀惡性大于犯罪動機良好的犯罪者。犯罪客觀方面的情況包括犯罪的手段、犯罪的結果、犯罪的環境等，如果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殘酷、狡猾，這表明犯罪分子人身危害性較大，不宜于適用緩刑；如果犯罪分子在“嚴打”時頂風作案，這表明犯罪分子人身危險性較大，也不宜適用緩刑。

再者看悔罪表現，悔罪表現是被告人對自己所犯罪行悔悟的具體表現。悔罪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對悔罪表現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察：認罪態度好的情況；犯罪中止情況；投案自首情況；立功情況；坦白交待情況；積極退贓情況；積極搶救被害人情況；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情況；為財產刑的執行積極提供財產保證情況等。具有上述情況，在符合法律規定的其他條件情況下，可以考慮適用緩刑。如果行為人犯罪后，有與上述表現相反的行為，如不認罪者，拒不如實交待罪行者、交待罪行中避重就輕者、隱藏罪行者與同伙串供者，與同伙訂立攻守同盟者、犯罪后逃跑者、放任犯罪損害擴大者等，均不宜適用緩刑。

適用緩刑必須同時具備以上三個法定條件，它們必須同時具備，缺乏其中任何一個條件都不能適用緩刑。在刑事實踐中，需要防止應當適用緩刑但對緩刑條件掌握過嚴而不適用，以及不應該適用緩刑但對緩刑條件掌握過寬的錯誤傾向。特別是絕不能將緩刑作為對疑案處理的折中處理方法和使緩刑成為犯罪分子的庇護傘。如對于某些缺乏確鑿證據，既不能認定構成犯罪，又不能肯定不構成犯罪的案件，不能認定犯罪并運用緩刑，而應當堅持“疑罪從無”宣告無罪；對于明知不具備或者不完全具備緩刑條件的案件，不能故意適用緩刑而輕縱罪犯。只有嚴格遵守法律明確規定的適用條件，才能充分發揮緩刑制度的積極作用。

(二)實踐中緩刑適用相關數據分析

近年以來，我國刑事政策對緩刑的適用提出了更多的新要求。我國一些基層人民法院多年以來正確貫徹這一政策取到了一定的社會效果。現筆者就我院近三年來緩刑適用情況進行分析，看緩刑適用在實踐中的具體情況及出現的問題。[1]

1、2006年全年生效判決給予刑事處罰總人數246人，判處緩刑人數38人，占總人數的15.45%；2007年全年生效判決給予刑事處罰總人數284人，判處緩刑人數58人，占總人數的20.42%；2008年全年生效判決給予刑事處罰總人數283人，判處緩刑51人，占總人數的18.02%。在三年時間里，給予刑事處罰總人數為813人，判處緩刑人數共計147人，所占比例為18.08%。三年中判處緩刑后再犯罪的僅有9人,占犯罪總人數的1.69%。

2、各類案件中判處緩刑人數在被判處緩刑總人數中所占比例。在判處的緩刑中女性6人，占緩刑總人數的4.08%。未成年人有28人占緩刑總人數的19.04%。60歲以上老年人有2人，占緩刑總人數的1.36%。

3、在所判處的緩刑中罪名涉及13種，主要集中在以下4中犯罪中，其中盜竊罪29人，占判處緩刑總人數的19.72%；交通肇事罪27人，占判處緩刑總人數的18.36%；故意傷害罪25人，占判處緩刑總人數的17%；收購贓物罪15人，占判處緩刑總人數的10.2%，總計高達緩刑總人數的65.3%。

4、在審判實踐中適用緩刑依據的情節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1)犯罪時已滿十四歲不滿十八歲的適用緩刑的犯罪分子共計有12人，占緩刑總人數的8.16%。

(2)具有未遂、中止情節的適用緩刑的犯罪分子中具有未遂情節5人、占緩刑總人數的3.4%。

(3)具有從犯情節的適用緩刑的犯罪分子有18人，占緩刑總人數的12.24%。

(4)具有自首情節的適用緩刑的犯罪分子有22人，占緩刑總人數的14.96%。

(5)具有立功表現的適用緩刑的犯罪分子有3人，占緩刑總人數的2.04%。

(6)積極進行民事賠償，獲附帶民事原告方撤訴的適用緩刑的犯罪分子有36人，占緩刑總人數的24.49%。

(7)退賠、罰金繳納的適用緩刑的犯罪分子，繳納罰金的有71人、退賠的有20人，二項合計占緩刑總人數的61.90%。

從以上數據表明，近三年以來，法院對審理盜竊罪、交通肇事、故意傷害等案件中，較多的情況下適用了緩刑的刑罰，并且緩刑多用于未成年人、有自首的、積極退賠和繳納罰金的被告人，這也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具體審判實踐中的體現。但是由于我國的緩刑制度還不夠完善，所以在具體實踐中還是存在一些問題的，以下筆者就我國緩刑適用的現狀進行分析。

三、我國緩刑適用中存在的缺陷

從以上我國緩刑適用現狀及相關材料來看，在司法實踐中，我們仍然遺憾地看到，緩刑制度的運行并不理想，一方面，執行機關有關措施不到位使法律的有關規定形同虛設，另一方面，判處執行緩刑的犯罪分子在法定期間違法犯罪與期滿再犯罪仍存在一定比率，在有些時候緩刑成了犯罪分子避懲罰的避風港，還有因緩刑引發了相當多的黑色交易，群眾也因此對緩刑制度產生一定的不滿與不解。這種狀況當然與實際執行不力有關，但筆者認為根-子卻在理論與立法規定上。尤其是我國在對緩刑制度的一些規定還比較抽象和籠統，在某些方面還存在立法的空白和缺陷。

(一)緩刑適用的條件規定過于籠統、彈性大。在具體的審判中對緩刑適用時，對于處理犯罪情節、悔罪表現與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三者的關系還不是很明確，很多時候法官往往較多考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對犯罪分子是否確有悔改，適用緩刑是否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考慮較少，判決書中也鮮有分析。犯罪情節是已發生的事實，相對易于把握，客觀性比較強，容易在法官頭腦中成為感性認識，在司法實踐中考慮相對較多，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刑法將犯罪情節與悔罪表現同列為適用緩刑的實質條件，把握好悔罪表現也具有同等重要地位。雖然某些犯罪情節也是考察罪犯悔罪表現的因素，但犯罪情節明顯不同于悔罪表現，犯罪情節是針對已然之罪，悔罪表現更多地注重罪犯的人身危險性，側重的是主觀方面，目的是對罪犯未來再發生犯罪行為的可能性作出一定預測。在某種程度上，后者更符合緩刑適用的目的，因而在裁量適用緩刑時，應加強對悔罪表現這一因素的關注。

對于“不予關押也不致再危害社會”的規定，無法準確的進行監督。因此，在司法實踐中，極易產生司法腐敗，并出現認定上的困難，導致適用緩刑的罪犯再次違法犯罪。對于這個問題，學者們進行了研究，司法系統也在實踐中，逐漸推行相關制度。有學者建議在我國建立再犯預測制度，筆者這一建議表示贊同。再犯預測是以人格調查為依據的犯罪預測制度，再犯預測的核心是人格調查，所謂人格調查是指為了在刑事程序中對每個犯罪人都能選擇恰當的處理方法，使法院能在判決前的審理中，對被告人的素質和環境作出科學的分析而制定的制度。人格調查一般應包括以下事項：犯罪與違法行為的調查，主要是調查犯罪分子的犯罪與違法經歷；社會調查，主要調查犯罪分子的家庭情況、個人成長經歷、周圍環境、工作情況等；身心鑒定調查，法院可以委托醫學專家對犯罪分子的身心進行鑒別。預測緩刑人員是否不再犯罪，要以對犯罪分子的人格調查為依據。小編認為，我國刑事立法應當建立判前人格調查的再犯預測制度，以提高再犯預測的準確率，降低緩刑適用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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