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罪并罰能不能緩刑?如果數罪并罰后仍然符合判處緩刑的條件,可以判處緩刑。

我國刑法規定的緩刑是一種刑罰執行方式，其意義在于通過較為平和的刑罰執行，削弱刑罰對罪刑較輕犯罪人的影響，幫助其重新融入社會，更好地發揮刑法的教育和懲罰功能。行為人犯數罪說明他是連續犯罪，主觀惡性和再犯可能性相對較大，難以保證他不再繼續犯罪，因此在考慮適用緩刑時，應十分慎重，從嚴掌握，如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對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犯罪分子正確適用緩刑的若干規定》中就指出：對貪污、受賄、挪用公款共同犯罪中情節嚴重的主犯，或者犯有數罪的，不適用緩刑。去年通過并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對緩刑的有關規定特別是適用條件進行了完善和細化，其傳達的意思，也是要司法實踐嚴格掌握緩刑適用的條件，慎重適用緩刑，以便更好地發揮緩刑的作用，實現刑罰的目的。

但是，慎重不等于排斥。對于一人犯有數罪的情況，絕對地排斥緩刑的適用，也是不當的，這樣既不利于刑罰目的的實現，也與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相悖。因此，對于一人犯有數罪，應該有條件地允許適用緩刑。在具體審判實踐中，可以作如下區別，即除了下列情況外，可以適用緩刑：

1.行為人犯有同種數罪。行為人兩次以上犯同一種罪，說明其自我管控能力不強，主觀過錯較大，惡性較深，當一定的情況發生或條件適宜時，其可能再次犯罪，人身危險性較大。當然，這里也有故意和過失兩種情況。有人主張，兩次以上過失犯同一種罪，不應排除緩刑的適用。筆者認為，雖然過失犯罪一般不如故意犯罪主觀惡性大，但過失犯罪，無論是過于自信的過失還是疏忽大意的過失，行為人主觀上都是有過錯的，兩次以上犯同一種罪，同樣說明其判斷和控制能力不強，對行為后果認識不足，對他人和社會的生命財產重視不夠，遇有同樣情況，很可能重蹈覆轍，再次犯罪，因而，也不宜適用緩刑。

2.行為人犯有兩個以上故意犯罪。故意犯罪較之于過失犯罪，主觀惡性更大，行為人兩次以上故意犯罪，不論是同種犯罪還是不同種犯罪，都表明其有較高的人身危險性，再犯的可能性大大增強，因而，不應適用緩刑。

3.行為人具有與所犯之罪同類的違法行為。一般違法行為距離犯罪僅是一步之遙，因此，如果行為人具有與所犯數罪中某一犯罪相類似的一般違法行為，即表明其在該類行為方面具有較深的主觀惡性和較高的人身危險性，故不應適用緩刑。比如，行為人犯有故意傷害罪(輕傷)和交通肇事罪，同時又因打架斗毆或醉酒駕駛等違法行為被行政處罰，就不能適用緩刑;再比如行為人所犯數罪中有盜竊罪，同時又因詐騙、侵占、敲詐勒索等一般侵財性違法行為被行政處罰，也不宜適用緩刑。

4.根據刑事政策和犯罪態勢不宜適用緩刑的。刑罰的適用、刑事政策的制定取決于犯罪態勢的發展變化，在具體案件中是否適用緩刑也要看該類犯罪的實際發生情況。比如，近年來，我國安全生產形勢嚴峻，生產安全事故頻發，為依法懲治危害生產安全犯罪，促進全國安全生產形勢持續穩定好轉，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30日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危害生產安全刑事案件審判工作的意見》，其中第十八條就規定，對于因危害生產安全犯罪數罪并罰的，原則上不適用緩刑。實踐中，如果某一類犯罪高發頻發，危害嚴重，社會反響強烈，即便沒有相關司法解釋或指導意見，也應該盡量不適用緩刑。

對于上面幾種情況之外的數罪，原則上可以適用緩刑。但具體案件中要嚴格審查個罪適用緩刑的條件。對于身犯數罪的行為人在適用緩刑時要嚴格謹慎，對于適用緩刑的實質要件，即適用緩刑不致再危害社會，更要綜合案情，全面分析，從嚴審查。可以通過對被告人家庭情況、個人成長經歷、周圍環境、工作情況、精神狀態、身體狀況等進行充分了解，逐項評價，結合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對犯罪分子犯罪前的表現、信用程度和犯罪后的思想語言、罪行交代、認識程度、悔改表現等主觀方面及客觀行為表現，進行預測。預測評價結果達到了規定的人身危險性低值界限才可以適用緩刑。至于判決書的寫法，若行為人身犯數罪，各罪皆應判處緩刑，則判決書應分別寫明每一犯罪緩刑情況，然后根據刑法規定數罪并罰，并決定緩刑考驗期。而不應是個罪不判處緩刑，僅僅在數罪并罰后宣告緩刑。理由是，緩刑是一種刑罰的執行方式，是針對個罪而言的，如果個罪中沒有適用緩刑，而數罪后卻宣告緩刑，則表現為“個罪不緩刑、數罪才緩刑”的現象，導致邏輯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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