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的一大亮點，就是規定了行政訴訟的救濟途徑。但受傳統的行政訴訟理念所困，在受理問題上還存在一些認識上的誤區，有必要對此加以厘清。[1]受理政府信息公開行政案件是否超出了法定的受案范圍有觀點認為，法院受理與政府信息公開有關的行政案件，是基于行政機關的邀約，實際上超出了法定的受案范圍。筆者認為，這種理解不準確。在我國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第一款所列舉的可訴行政行為的種類中，確實找不到與政府信息公開案件相匹配的內容，但該條款并非受案范圍的全部。行政訴訟法對受案范圍的完整規定，是概括加列舉再加排除，另還可通過具體法律法規補充。后者體現在第十一條第二款：“除前款規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規規定可以提起訴訟的其他行政案件。”如此規定，意在對受案范圍循序漸進、逐步擴大，哪些擴大則取決于單行法的特別授權，《條例》就屬于這種單行法。所以，受理政府信息公開行政案件，不僅是《條例》的規定，也是行政訴訟法的授權，并未超出法定的受案范圍。[2]對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款中“具體行政行為”的理解《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款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在政府信息公開工作中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其中“具體行政行為”的表述是對行政訴訟法的沿用。按照傳統理解，具體行政行為是指行政許可、行政處罰、行政強制等針對特定人和事直接引起權利義務法律效果的行為，但政府信息公開是一種非常特殊的行政活動，如果把它硬往“具體行政行為”里套，就會認為行政機關公開不公開政府信息，既不對申請人的權利產生影響，也沒有給申請人增加義務，因而是不可訴的。這些模糊認識有必要澄清。傳統行政行為的方式是干預行政，即指干預人民權利，限制其自由或財產，或課以人民義務或負擔，但隨著國家職能的轉變，積極主動地向人民提供最大的服務與照顧已成為國家首要任務。因此，服務行政（或稱作給付行政）的理論體系應運而生。政府信息公開正是在服務行政的背景下出現的一種新的行政活動方式。黨的十七大提出明確要求:“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溫家寶總理在對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內涵進行的界定中，“發布公共信息”就赫然在列。《條例》第一條在規定立法目的時也有這樣的表述——“充分發揮政府信息對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和經濟社會活動的服務作用”。政府信息公開應屬于服務行政或給付行政的一種。另外，從行政法律行為和行政事實行為的分類來看，前者是行政主體以實現某種特定的法律效果為目的而實施的行為，如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命令等等；后者指行政主體以不產生法律約束力而以影響或改變事實狀態為目的實施的行為，其只導致事實上的后果，該后果可能是特定法律后果的條件。行政事實行為作為軟性或柔性行政，非常切合有關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之間關系的現代認識，其作用是促進合作、理解、接受，解決沖突，落實透明、基本權利保護和比例性等。它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不僅緣于行政事務的持續擴張與行政實務的發展，也基于國家和社會不斷向給付行政與信息社會發展。政府信息公開行為被視為典型的行政事實行為。若墨守“無行政處分即無法律救濟”的原則，事實行為將無法經由行政訴訟獲得法律監督。但行政訴訟救濟途徑應隨著行政行為模式的增加而擴張，在一些國家和地區，一般給付訴訟就是針對事實行為而設立的一種訴訟類型。由以上分析可知，《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款盡管照搬了行政訴訟法關于具體行政行為的表述，但其內涵和外延發生了重大變化，絕對不可按照傳統的理解來對待對于政府信息公開行為的起訴。事實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已經放棄對于具體行政行為概念進行界定的努力，而代之以籠統地使用“行政行為”的概念（其中包括行政事實行為），以求擴大其內涵，進而拓展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以適應行政活動方式的不斷發展和豐富，滿足公民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和司法實踐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關于規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所列舉的行政行為種類達27種之多，而且包括了行政給付、行政合同、行政允諾等行政處分以外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