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回擔保物權的裁定案例

2011年3月，某公司向某銀行貸款200萬元。某信用擔保公司對上述債務提供擔保后，要求某公司以其公司房產提供反擔保。某信用擔保公司因此與某公司簽訂了《抵押合同》并辦理了抵押登記，取得了《房屋他項權證》。

因某公司不能按期歸還貸款，某銀行于2012年4月起訴了上述某公司及某信用擔保公司。2012年6月，人民法院作出判決，限某公司于判決生效后10日內給付某銀行人民幣200萬元及其利息，某信用擔保公司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責任，某信用擔保公司在承擔保證責任后可依法向某公司追償。2012年9月，某信用擔保公司與某銀行達成一致，由某信用擔保公司先行償付上述借款。

2012年10月，某公司因拖欠農民工工資人民幣180萬元而被申請強制執行。執行過程中，人民法院依法拍賣了某信用擔保公司享有抵押權的房產。競買人以360萬元的價格取得該房產并辦理了房屋所有權登記。

2013年3月26日，某信用擔保公司持《申請書》、《抵押合同》、《房屋他項權證》、《還款憑證》到法院，要求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一百九十七條之規定，裁定拍賣、變賣上述《他項權證》項下所涉房屋。

評析

一、從程序性質上看，申請實現擔保物權程序屬于非訟性質的特別程序。一般認為，非訟程序的原理決定了人民法院不宜對案件進行實質性審查。但申請實現擔保物權程序是適應物權法的現實要求而生的。它產生的時代不同于傳統的特別程序。因此，在看到申請實現擔保物權程序屬于非訟性質的特別程序的同時，更要注意到職權主義是非訟程序原理的應有之義。而且，程序的效率價值同樣要求職權主義發揮正常作用，故而說，適度進行審查是辯證唯物主義對非訟程序的合理要求。人民法院應當順應此規律。

因此，在審查此類案件時，人民法院不能僅限于當事人提供的材料，對于擔保物權與其他權利是否存在、拍賣、變賣的標的物現存的狀況等相關事實還應當要依職權進行調查。本案中，因基礎法律關系是某公司與某銀行的借貸關系，從合同關系為某信用擔保公司與某銀行之間的保證關系，某信用擔保公司與某公司之間的反擔保合同關系，所以說，申請人某信用擔保公司提供的材料不能完整反映出法律關系之間的聯系，不能完整反映出各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狀態，人民法院應依法依職權進行調查。

二、法律事實決定了某信用擔保公司裁定拍賣、變賣擔保財產的申請不可能得到實現。從抵押合同的當事人來說，某信用擔保公司與某公司是合同雙方的當事人。因此，在物已易人的情況下，人民法院裁定拍賣、變賣不是抵押合同當事人的他人財產不符合法律規定。

三、從市場交換價值來說，擔保物權蘊含著轉換價值。不管是當事人還是人民法院，都必須通過拍賣、變賣這一方式實現擔保物權到債權實現的轉換。本案中，該抵押財產已經被拍賣，已經實現了轉換價值。抵押權人信用擔保公司一方面可依據判決申請強制執行；另一方面則可持《抵押合同》、《房屋他項權證》等證據向人民法院提出案外人異議；人民法院審查后認為異議理由成立的話，則應當保留抵押權人所享有的抵押權范圍內的價款；如人民法院駁回異議，信用擔保公司可另行提出執行異議之訴。因此，民事訴訟程序已經為申請人實現擔保物權提供了程序保障。如再次裁定拍賣、變賣該房產將會使得程序混亂。而且，市場經濟規律決定了人民法院不宜再次以公權對他人的財產強行進行拍賣。

四、誠實信用原則決定了人民法院、當事人均應遵循誠實及信用要求。本案中，人民法院已經知曉某信用擔保公司申請拍賣、變賣的標的物已經易主。因此，人民法院有必要從申請主體角度對信用擔保公司予以釋明。同時，信用擔保公司在已經知曉上述情況的情形下，不得再濫用其主體地位，利用程序獲利。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一百七十條規定，擔保物權人在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或者發生當事人約定的實現擔保物權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擔保財產優先受償的權利，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某信用擔保公司對抵押財產因農民工工資被拍賣是知曉的，但由于我國法律實行的是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故在擔保物權與勞動債權發生沖突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一百七十條的但書條款，勞動債權要順位于擔保物權。基于上述考慮，信用擔保公司在人民法院拍賣抵押財產時不主張權利而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一百九十七條之規定主張權利是不誠信訴訟的表現。

綜上，第二種意見是正確的。人民法院應依法駁回信用擔保公司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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