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30日15時30分，馬-鋼股份有限公司汽車運輸公司二隊駕駛員趙*紅(男，25歲)駕駛馬-鋼自編2-504號載重15噸上海大通牌自卸車(裝裝聯鎖自控裝置)到馬-鋼股份有限公司二鋼廠承擔運輸鋼渣生產任務，當其將第二車鋼渣運到二鋼廠鋼渣場卸完后，在車斗未復原位的情況下，即駕駛自卸車返回。18時50分左右，當車行駛至**鐵合金廠門西側渣山路與鐵道交叉處時，未落下的車斗將橫跨廠區道路上方離地面凈空高4.3米直徑610毫米的由二鋼廠通往鐵合金廠的一根高爐煤所管道撞斷，造成煤氣大量外泄，同時還將煤氣管上方并排的氮氣、焦爐煤氣、蒸氣三根管道撞彎。經治金部、省治金廳及馬鞍山市有關部門機關組成的事故調查組檢測確認，高爐煤氣泄漏是約9461立方米，煤氣外泄密集區面積為1250平方米，受影響區域3305平方米，致使過往行人及附近居民的重、輕傷，直接財產損失70余萬元。

檢察機關認定，被告人趙*紅在廠區內從事運輸行產作業，忽視安全，違反自卸車操作規程因而發生特大傷亡事故，造成特別嚴重后果，其行為已構成重大責任事故罪，造成特別嚴重后果，其行為已構成重大責任事故罪，事故發生后被告人能及時報案并參與了搶救中毒人員，以刑法第114條、第63條提起公訴。

二、辯護觀點的擬定

作為被告人趙*紅的辯護人，我們接受委托后在會見在押被告人、閱卷的基礎上，對起訴書的指控作如下分析：(1)趙*紅駕駛的2-504號自卸車致煤氣管道斷離，造成66人中毒，其中11人死亡，直接經濟損失70余萬元，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鑿;(2)被告人趙*紅在車斗未復原位的情況下駕駛自卸車返回，違反了觀鋼汽車駕駛安全操作規程和自卸車駕駛安全操作規程中規定的“自卸車卸料后車斗應及時復原位，不得邊走邊落”的規定;(3)車斗未復原位的原因是什么，被告人是否實施了車斗復位的行為;(4)車斗未復原位自卸車能否行駛，聯鎖自控裝置的作用是什么，是不存在不周全;(5)2-504號自卸車自身設備條件如何;(6)如何界定特大傷亡事故，特別嚴重后果及情節特別惡劣。

針對上面的分析，我們擬定了在訴訟活動的辯護點：

(一)被告人趙*紅實施了車斗復位的行為。

從本案的卷內材料可見，無論在渣山的目擊證人陳*英、龐*萍、孫*英的證言，還是現場勘查的筆錄均說明被告人趙*紅在第二車鋼渣卸完后實施了車斗復位的行為。

證言有：陳*英說，我看到出去的這輛車子沒有完全落下來，但斗翹得很高;龐*萍說，我站在圍墻里看見出事車，自卸車車斗沒有完全下，具體多少公分，我不清楚;孫*英說：我看到車斗降是降了，但是沒有降到底，離底大約有二尺(見卷P114-120)。

勘查筆錄有：該車護頂距地面高442厘米該車左右兩側各有一根舉升油缸，左側第一節缸向上斜升53厘米。駕駛室內貨廂舉升降鍵、舉升器開關、滅火開關均處于工作狀態(見現場勘查卷)。

被告人供述卸完第二車鋼渣后，自己采取積極措施按下了舉升器降鍵。

辯護人認為2-504號自卸車在被告人趙*紅卸完第二車鋼渣后，自卸車的車斗事實上在被告人行為的作用下產生了下降，具體下降多少，是否完全復位、是否中途下降停止、是否復位后又突然升起，根據本案的現有材料均不能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斷。

(二)車斗未復位2-504號自卸車不能行駛。

本案證據證實2-504號自卸車安裝了自卸車手制動與舉升聯鎖控制裝置，該裝置于1990年2月申請實用新型專利，1992年4月22日國家專利授予實用新型專利，其設計人為馬-鋼汽運處方某，專利權人**公司，該實用新型的優點是通常司機在進行自卸操作的同時，由于聯鎖控制的作用，必使自卸車處于手制動的同時，由于聯鎖控制的作用，必使自卸車處于手制狀態，完成自卸操作后，要起動行駛必須要關閉取力器閥才能取消手動制動狀態，給貨廂充分得到下降提供時間，避免自卸車帶著尚未下降貨廂行駛的事故出現(見卷221自卸車手制動與舉升的聯鎖控制裝置說明書)。

2-504號自卸車1995年4月4日的貨廂降升情況測試報告表明。油頂在舉升中、下降一節、下降二節時汽車能移動，但不能行駛(見卷P187)。

據此，我們認為如果2-504號自卸車在自卸車斗未下降的情況下車輛仍能行駛或自卸車斗中復位行駛途中突然升起仍能行駛，由屬于聯鎖裝置失控或聯鎖裝置的不周全;如果聯鎖裝置失控或聯鎖裝置的不周全的，則2-504號自卸車不可能在車斗未復原位的情況下仍能行駛。

(三)2-504號自卸車的設備狀況不良。

從自卸車必備設備看。馬-鋼自卸車駕駛員安全操作規程明確規定自卸車必須安裝報警裝置，否則嚴禁使用(見卷P175)。但被告人趙*紅自單車駕駛至案發，2-504號自卸車無報警裝置。

從自卸車聯鎖裝置看。案發后16次的測試，最后2次當“升”鍵在按上位置時，拉開或推回取力器按鈕，油頂均能舉升并連續出現(見卷P187)。這一狀況顯然與聯鎖裝置的設計原理相悖。

(四)“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結論屬界定不明。

我國刑法第114條明確規定發生重大傷亡事故，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重大傷亡事故和造成嚴重后果如何界定，司法實踐中均沒有明確的解答或解釋，實踐中引用的是1989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權利、人身權利和瀆職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中規定的，具有致人死亡一人以上，或者致人重傷三人以上以及造成直接經濟損失五萬元以上的均應立案，以此對重大傷亡事故和造成嚴重后果的刑法上的界定。但特大傷亡事故、特別嚴重后果至今尚無刑法上的界定有下限無上限，被告人趙*紅行為導致的結果屬于界定的范疇，應以重大傷亡事故和造成嚴重后果來認定，以特大傷亡事故、特別嚴重后果認定缺乏法律依據，在處罰上也無法律規定可供適用。

同時被告人趙*紅案發后即主動報案，積極搶救中毒人員，并由檢察機關認定為自首，所以趙*紅的行為也不存在事故事發生后不積極搶救，使危害后果蔓延、擴大或為逃脫責任偽造或者破壞現場，嫁禍于人等情節，被告人的行為屬于情節特別惡劣，況且司機實踐中重大責任事故罪中的情節特別惡劣也缺乏界定的依據。

此外，本案被告人趙*紅僅于1995年1月4日調入汽運處，汽運處并沒有對其進行培訓，也沒有發給其成文的操作規程，僅是由他人草草帶教之后，即由于工作上的需要讓其單獨駕車以致最終釀成事故，對此事所在單位的分管人員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加之高爐煤氣管道在安排焊接中忽視質量，甚至部分管口焊接不完全(斷離的管口部分即是焊口)，橫跨道路煤氣管道凈高僅為4.3米，都給事故發生留下隱患。

辯護人最后提出依據刑法第114條，第63條的規定，并考慮全案的客觀情況提請對被告人從輕量處。

國家公訴人對辯護觀點未作出實質答辯。

三、量刑結果與結案后的思考

法庭辯論后，根據控辯雙方的辯論，一審法院認定被告人趙*紅在廠區內從事運輸生產任務時，在車斗未復原位，不下車觀察的情況下，即駕車返回，忽視安全，因違反自卸車的操作規程而導致特大傷亡事故的發生，造成66人煤氣中毒，其中死亡11人，造成直接經濟損失70余萬元的嚴重后果，已構成重在重任事故罪，情節特別惡劣，應依法從重處罰。事故發生后，鑒于被告人趙*紅能及時報案，有自首情節并積極參與搶救中毒人員，歸案后認罪態度較好，有悔罪表現。對辯護人的部分辯護意見予以采納。一審法院不庭宣判，從輕判處被告人趙*紅有期徒刑五年。宣判后被告人服判，現本案已交付執行。

刑事案件的辯護歷來是對執業律師的基本要求，也是律師應具備的基本業務素質，成為律師執業實務中的重點和難點，面對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充分的案件，如何辯護選擇突破口，如何做到敢辯和善辯的統一，是執業律師面臨的棘手問題。通過“3?30”案件的辦理，我們認為執業律師應充分閱卷，不占有卷內的材料就不能提出充實的觀點。我們認為任何先進的生產工具都應在實踐中接受檢查，由于時間、地點、多種環境的限制，先進的生產工具也未必是周全的，也存在不斷完善，而生產過程中出現的機械故障則是各種因素形成的，能在瞬間產生，也能在瞬間自行排除。因而對聯鎖自控裝置提出了質疑并以事實和證據闡發了自己的觀點，在注重事實的同時也同樣不能忽視法律規定，事實和法律是律師進行刑事辯護的雙刃劍，針對我國刑法第114條立法上的不完善，辯護人指出起訴書指控“特別嚴重后果”的界定不妥。遺憾的是由于取證難度的現實狀況，一審對辯護人提出的問題無法充分核查，僅在判決中列明采納辯護人的部分觀點并體現在實體的量刑中。

我們認為律師辦案盡力擴展自己的知識范圍，在法庭辯論中，針對案件具體客觀事實，有的放矢的運用與掌握辯護技巧，力求達到能辯善辯與量刑結果辯證統一的好效果。

(文中提到的法條均為刑法、刑訴法1997年修改前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