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因民間糾紛引起，犯罪行為涉嫌的罪名是《刑法》第四章、第五章關于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侵犯財產犯罪兩類犯罪中的罪名，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

(2)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

“因民間糾紛引起”，是指由于公民之間有關人身、財產權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發生的民事權益爭議，而導致了犯罪的發生，如戀愛糾紛、鄰里糾紛、宅基地糾紛、債務糾紛之類;“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指根據有關事實和證據，認定犯罪嫌疑人所涉罪行，根據《刑法》規定的量刑幅度，可能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罰。實務中常見的有過失致人傷害罪(輕傷)、侮辱罪、誹謗罪等。

需要注意的是，首先這里所說的“民間糾紛”是根據《民間糾紛處理辦法》第三條規定，民間糾紛是指公民之間有人身、財產權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發生的糾紛。因此，對于實踐中常見的戀愛、婚姻、家庭、鄰里等民間矛盾引發的糾紛，均可視為民間糾紛。

其次，“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中的“可能”二字，意味著該刑罰只能是宣告刑，而非法定刑，因為在我國不存在罪行加重的情節，要是法定刑在三年以下，宣告刑肯定在三年以下，而非可能在三年以下。

刑事和解制度的現實困境

刑事和解制度開創了我國公訴案件和解的先河，符合世界刑事司法改革的潮流，但是其在具體的適用過程中也可能會遇到一定的現實困境。結合實際情況，筆者認為可能遇到的現實困境主要體現在：

1、刑事和解具有履行風險

在司法實踐中，雖然有的被害人和加害人達成了和解協議，但協議并不一定能立即履行。如果在和解協議達成以后，加害人立即履行，那么刑事和解的效果初步達到;但是司法實踐中和解后分期履行或者延期履行的情況也非常多，這種情形下刑事和解的效果就存在一定的風險。如果檢察機關在協議沒有履行完畢之前做出不起訴決定，或者說審判機關在協議沒有履行完畢之前做出了判決，那么在加害人有能力履行協議而反悔不履行協議的情況下，就無法啟動追究加害人刑事責任的程序。這樣，不但被害人的利益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而且刑事和解也演變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逃避處罰的“保護傘”，最終也與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馳。

2、刑事和解易被誤認為“花錢買刑”

刑事和解從探索初期到時至今日走上立法層面，就一直伴隨著一些爭論。許多人認為，刑事和解為那些犯罪卻不坐牢的人提供了契機——有錢就可以不坐牢。著名的杭州飆車案當事雙方達成了113萬元的高額民事賠償協議，肇事者胡-斌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型。此案亦被指為“花錢買刑”的典型。

3、刑事和解可能導致濫用職權

對于刑事案件，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應該依法決定是否提起公訴，法律規定必須提起公訴的，應依法按照公訴程序提交法院審判，法院在審判過程中也必須秉公判決。然而在刑事和解制度之下，司法機關往往會有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比如，檢察院按照自己的規定，對達到自己所提出的幾點所謂“和解”要求的刑事案件不提起訴訟，實際上是無形之中擴大了自身的職權，未審先判，規避了法院的職權。

對于法院而言，他們對于和解的案件可以依法對被告人從寬處罰，也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進一步擴大，使案件“可操控性”更強，“人情味”更濃。因此，把“和解”作為一些刑事案件的不起訴條件或者從寬處罰條件，這可能會為極少數法制觀念淡薄的司法人員濫用職權、謀取私利創造條件，這樣也極容易使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最終也不利于我國的刑事和解制度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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