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制度又稱恢復性司法，它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加害人以認罪、賠償、道歉、參加公益勞動等形式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后，國家專門機關對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責任、免除處罰或者從輕處罰的一種制度。始于上世紀7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縣的一次“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嘗試方案。當時，基秦拿縣的一名年輕緩刑官員說服法官讓兩名被判處破壞藝術作品犯罪的年輕人同所有的被害人見面。其后，法官責令兩年輕人向被害人賠償所有損失作為其判處緩刑的條件。數月后，兩名加害人再次會見所有被害人并支付相應的賠償以履行法院判決。基秦拿縣這種嘗試逐漸演變為一個由教會捐贈、政府補助和社會各界支持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簡稱VOR。1978年，美國印第安納州埃爾克哈特市首次將“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引入美國。自此，該和解方案迅速傳遍了整個美國和歐洲，顯示了其強大的生命力，這不能不說是西方法學的一個創舉。

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國的出現有很大的現實基礎：

【1】對加害人而言，一旦被確定有罪，則其身份將會被劃上深刻的烙印，“成分”問題將直接影響著他接下去的人生。因此對那些輕微的刑事案件被告人而言，如果有得到不起訴或者撤銷案件的可能，就有可能積極與被害人達成賠償協議，通過相對較高的經濟賠償和賠禮道歉這樣的方式彌補其犯罪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傷害。反之，如果加害人一旦被確定有罪并被判處實際刑罰以后，那些附帶民事訴訟所得的判決通常在執行的時候難度相對較大。加害人不但拒絕經濟賠償，拒絕賠禮道歉，甚至還轉移財產。但是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現，使得加害人與被害人可以面對面的協商賠償事宜，被害人得到了相對較高的經濟賠償，得到了加害人深刻的懺悔道歉。這對被害人而言，在自己的傷害已既成事實且無法改變的前提下，得到加害人物質和精神上的彌補，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而且這些都可以即時履行，提高了訴訟效率，節約了訴訟成本。一定程度上兼顧了各方利益的平衡，具有比傳統的對抗性司法模式更為明顯的優勢。

【2】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開始建立刑事和解制度的試點工作，一場自生自發的司法改革試驗在一些條件許可的城市正在慢慢的推進。根植于中國社會生活經驗之中的建立在合作和協商基礎上的司法模式逐漸出現，這種模式可以稱之為“私法模式”。這種注重社會和諧，強調司法現實主義的司法哲學，與那種注重司法正義實現的傳統司法哲學迥然不同。

【3】刑事和解在實質上就是一宗契約，是當事人雙方就案件的解決所達成的契約，也有學者將其稱為刑事契約。

【4】被告人愿意承認自己有罪、賠償被害人損失以換取刑罰執行的免除，而被害人也為了盡快使損失得到賠償而放棄了依據法律對被告人進行審判的請求權。被害人與加害人通過刑事和解這種契約形式達成相互的諒解、同情和經濟賠償，最大限度地實現了被害人損害恢復和公共利益的保護。這種提倡被害人的參與，同時強調刑事司法程序應有助于對傷害的彌補，尋求被害人、加害人合法權益雙方保護的刑事和解制度，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順應構建和諧社會的歷史潮流。具體而言，其有利的一面主要表現在：

A、保護被害人的利益。

被害人的利益在犯罪過程中已經被侵害且不能回轉或改變，在這個被侵害的事實無法改變的前提下，通過對被害人的其他利益的修復或彌補，犯罪分子有悔罪誠意，向被害人賠禮道歉，給被害人一定的物質補償，從而得到被害人的諒解，使社會關系良性互動。讓被害人的利益通過這樣的方式得到一定的保護。

B、體現和諧社會公平、公正的要義。

構建和諧社會任務之一應是體現公平、公正。刑事和解制度讓加害人通過經濟賠償、精神懺悔的方式彌補或修復自己的過錯，并讓被害人被侵害的利益以更現實的方式得到彌補或修復，科處實際的刑罰已不是懲罰犯罪的唯一方式，被害人在承受利益被侵害痛苦的時候能得到來自加害人精神上真誠的懺悔或道歉，能得到來自加害人相對較高的物質補償，這正體現了和諧社會現實主義的公平和公正。

C、彌補國家與社會對受害人保障的不足。

我國的社會救濟與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和完善，國家對于因犯罪行為遭受侵害的受害人的保障和救濟相對薄弱甚至空白。而刑事附帶民事的法院判決又經常處于無法執行的尷尬境地。導致許多受害人受到犯罪行為的侵害后，身體、心理和生活都處于痛苦和貧困之中。通過刑事和解使加害人對被害人進行經濟賠償，可以使被害人心靈創傷得到慰藉，同時也可以被害人的物質損失得到一定程度的彌補，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國家對受害人保障和救濟的不足。

D、維護人權，體現從寬的刑事政策。

如果國家采取完全主動式職權追究方式，不讓被害人有選擇權和訴訟參與權，容易讓被害人產生對法律的不理解和司法制度的困惑。刑事和解制度讓被害人有了選擇解決問題方式的自由，這是文明高度發達社會的要求。同時對被告人來說，我國的自首、坦白、從寬的刑事政策，讓被告人有了重新選擇自己的人生，重新回到社會，重新做人的機會，這也是文明發達社會的要求。

E、節約司法成本和社會資源。

刑事和解制度使被害人、被告人面對面地直接對話，化解情緒，在司法訴訟之前提供溝通、交流、和解的機會。如果達成了協議，審判機關在程序上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部分可以減去，更不用進入執行程序。同時對被告人的認罪態度有明確的認定，訴訟成本大為減少，有助于節約司法成本和社會資源。

相對上述之利而言，實施刑事和解制度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主要體現在：

A、金錢贖罪，有錢人犯罪有持無恐。

如果允許用經濟賠償的代價換取減輕刑罰的結果，這是不是意味著“用錢買刑”?是不是意味著只要有錢，犯罪分子的犯罪行為就可以不需要受到國家法律的制裁?這樣的擔憂是有必要的，我們在刑事和解制度的設計上，要防止加害人與被害人“用錢買刑”的不正當交易的形成，維護社會秩序的正常和穩定。

B、窮人犯罪無法對被害人進行經濟賠償，則又如何體現法律的真正公平。

窮人和富人犯罪在人權上應當都是平等的，適用刑事和解制度當然也要平等，如果有錢人當即兌現了經濟賠償，可以免予刑事處罰，可以從輕、減輕處罰，那麼窮人不能兌現，就不能免予刑事處罰，不能從輕、減輕處罰，無疑刑事和解制度就難于讓人們置信是公平的，人們會懷疑刑事和解制度是為有錢人而設立的，其公平公正性必然受到質疑。因此在做刑事和解制度設計的時候，這樣的情形應該給予必要且充分的考慮。

C、少數被害人乘機漫天要價。

加害人抱著希望自己的刑事責任能夠減輕的心態，對被害人可能借機訛詐財物，漫天要價的苛刻要求可能也只能無條件的接受以達到減刑的目的。這對被害人而言是一種道德淪喪，社會風氣也會嚴重影響。

綜上所述，我國具備刑事和解制度現實基礎，從刑事和解制度的利大于弊來看，完全有必要建立刑事和解制度。這符合構建和諧社會、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體現和諧社會的價值取向。同時可以彌補國家對受害人保障的不足，緩解訴訟成本的壓力，利國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