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為行政處罰確定一個比較明確的證明標準呢?讓我們先看看國外的做法。對行政決定證明標準問題作出比較明確規定的，首推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該法第556條規定，“除非已研究了全部案卷材料或案卷中由當事人引用且有可靠性、證明性和實質性證據支持的那部分內容，否則行政機關不得實施制裁。”這就是有實質性證據支持標準。對于這個標準，美國法院解釋為就是民事案件中的證據優勢標準，即在考慮全部證據材料后，當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達到了使待證事實成立的可能性大于待證事實不成立的可能性的程度時，才能認定待證事實，以此作為裁決的依據。這個標準，其實就是優勢的蓋然性標準。除了《聯邦行政程序法》的規定以外，在其他行政法律中，基于基本政策方面的考慮還規定了不同的證明標準，有的要求超過證據優勢標準，有的則要求達到比證據優勢標準低一些的標準即可。由此可見，美國行政裁決證明標準的特點有以下兩個：

第一，一般準用民事案件“證據優勢”證明標準，而不必達到刑事案件那么高的要求。(在英美法系，刑事案件證明標準最高，其要求是“排除合理懷疑”，即證據必須能夠排除對被告人無罪的合理的懷疑，否則不能認為被告人有罪的事實成立。)

第二，對某些案件的證明標準，法律進行了特別規定，總的來看，行政裁決的證明標準是分層次的，立法者考慮了基本政策的需要，對不同案件規定不同的證明標準。

(二)確定行政處罰證明標準應當考慮的因素

1、應當建立在正確把握認識規律的基礎上

根據證據形成對已發生的、無法重現的事實的確信，是人的認識過程。因此，證明標準的確定應與人的認識規律有關。如在界定刑事程序證明標準時，英美法系的理論界、實務界都將這個標準(即排除合理懷疑)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作出重要決定時的心理狀態進行類比、從而將排除合理懷疑界定為：“當你在日常生活中處理重要事務時，對你產生這樣或那樣影響的懷疑”。確定行政處罰證明標準時，也應當考慮到人的認識規律的特點。

2、行政處罰相對于刑事、民事訴訟的特殊性

在訴訟法的立法、理論和實務上，證明標準一般都是二元的，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的證明標準各有不同。美國辛*森案就是兩種證明標準不同的結果。為什么同樣是對事實的認定，卻會采用不同的證明標準?原因在于刑事訴訟于民事訴訟的性質不同：民事訴訟解決當事人之間的民事爭議，誰主張誰舉證，對于一個待證事實，一方證據占有證明待證事實蓋然性上的優勢，法官就據此認定待證事實。刑事訴訟要解決國家是否對被告人進行刑罰制裁的問題，出于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保護和防止濫施刑罰的目的，故而采用較高要求的證明標準。

行政處罰是法律對違反行政秩序的人給予的行政制裁，雖然與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同屬法律適用的方式，但其與民事訴訟、刑事訴訟的性質是不同的，它有著自身的固有特點和獨特的功能。行政處罰是在近代以后才產生的，近代以前，刑罰是制裁的主要方式。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非刑罰化、非犯罪化的趨勢開始出現并成為潮流;現代社會，社會事務日益復雜，秩序的專業化色彩越來越強，司法由于其非專業性和程序的復雜性不能完全適應這種變化，由此帶來行政權的社會管理職能的日益膨脹。這種變化在客觀上需要有一種適應新形勢的制裁方式，它必須具有專業化和效率性的特點。從20世紀中葉開始，許多違法行為由受刑罰制裁轉入“秩序罰”一一行政處罰的范圍，行政部門漸漸成為法律適用的“大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