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刑事裁判文書說理性不強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刑事裁判文書作為人民法院行使刑事審判權的最終書面載體，昭示公正、體現法律的威嚴，是代表國家對控、辯雙方所爭訟的權利義務關系進行居中評價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結論性意見，是國家意志的體現，這樣的裁判結果要獲得被裁判者甚至整個社會的認同和信任，沒有充分的理由來證明其公正性是無法想象的。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中明確指出：“加快裁判文書的改革，提高裁判文書的質量。……使裁判文書成為向社會公眾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載體，進行法制教育的生動教材。”裁判文書寫作的質量，對于保證案件的審判質量，樹立國家法律的權威，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各國在訴訟實踐中，對裁判文書的“說理”都給予了相當的重視，法國大革命時期對民主、自由、法治的要求使得其在1810年的法律中明確規定：“不包括理由的判決無效”，并認為：“理由是判決的靈魂，查閱一個不寫明理由的判決，等于使用沒有靈魂的軀體。”由于判例法傳統的影響，英美法系國家更是將深入分析裁判理由作為其固有傳統，亙古不變，甚至連法官的不同意見都要體現在判決書中，這就使判決書的論理更為全面。從我國的情況來看，古代的判詞經歷了概括、簡要到周詳、明確的發展過程，到清末民初，隨著變法修律和西方法律思想的引入，裁判文書逐步形成了“主文——事實——理由”的三段論形式，將據以判決的裁判理由置于相當突出的位置。

一、我國刑事裁判文書說理性不強的現狀

新中國成立以后，裁判文書的制作經過了多次改革和探索，上個世紀50年代，作為學習前蘇聯司法工作經驗的結果，裁判文書逐漸形成了“事實——理由——主文”的格式，在這以后，“文書內容趨于簡單化，被告人的辯解和辯護人的辯護意見在裁判文書中不提了，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實、證據和理由也不講了。”上個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裁判文書被破壞無余，認定事實的表述更加簡單、裁判理由公式化、概念化嚴重，用案件審批表代替判決書的情況屢見不鮮。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頒行《法院訴訟文書樣式(實行)》以來，長期存在的裁判文書不規范、不統一、制作質量較低的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但是，由于司法體制的現實狀況、理論研究的滯后以及裁判文書改革固有風險性的存在，加之法官素質參差不齊，使得以固定的八股模式為主要表現形式的我國刑事裁判文書，仍難以適應現代司法民主的要求，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裁判文書的說理性不強。“由于深受傳統‘法典主義’思想的影響，審判程序就象一臺自動售貨機，輸入案件事實和法律，制造出判決。法官制作裁判文書只需要簡單的說明法庭查明或認定的事實及適用的法律即可，并不需要借助于充足、完善的裁判理由來支撐自己的裁判結論，因此，判決書說理一直沒有獲得制度化的正當性，而在司法表象上呈現出‘無理’判決的現象。”歸納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事實和證據方面，缺少對形成心證過程和理由的闡述。

隨著司法改革的發展，過去那種判決書中只列舉證據名稱，然后以“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的套話籠統概括了之的做法已有所改變，代之以對證據內容的詳細描述，從字數來看，部分裁判文書的證據表述部分往往占據了整個文書的大部分，表面上看，這樣裁判文書應該是“有理有據”了，然而實質上，這種大篇幅的證據描述不過是證據的機械羅列而已，從裁判文書的文字中，人們無法看到法官對證據的具體分析和論證，無法體現法官從客觀性、關聯性和法律性方面鑒別證據效力的判斷過程，特別是針對同一事實具有證明方向不同的多項證據并存時，無法體現對各個證據證明力強弱及其與案件事實關聯性的必要分析，證據的最終取舍，缺乏相應的理由支持，如部分案件中，據以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一對一”的情況很多，被告人的供述與證人證言的內容相互矛盾，同一被告人多份供述中對同一事實的描述不盡一致，法官依據這些不盡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證據查明案件事實，不可避免的要經歷一個對證據的分析、選擇、判斷的思維過程，其中包括了對控方和辯方提供的證據的全面篩選以及由此決定是否采信。而現階段很多裁判文書不過是所采信證據的簡單堆砌，根本無法全面呈現法庭舉證、質證、認證并由證據推演出事實的思辯過程，裁判文書較為常見的表達結構為：“經審理查明+上述事實，有下列經庭審舉證、質證的證據予以證實，本院予以確認+證據”，這種寫法使人無法看出法院認定事實與在案證據的內在聯系，無法看出對那些有矛盾的證據材料，法院如何評價，其實質是，裁判文書僅對法官采信的證據以及據以認定的事實結果予以記載，對證據的內心判斷和確認亦即形成心證的過程和理由未作闡述。難怪人們會對我國刑事裁判文書形成“證據采信神秘性”和“事實認定武斷性”的印象。

(二)在裁判理由方面，對適用法律的論證過于簡單、概括，說理不夠、不透、缺乏針對性。

刑事裁判文書說理性不強主要表現在裁判理由的表述方面。隨著司法改革的推進，過去那種裁判文書絕對不說理的情況目前已較為少見，但即使講理，也常流于俗套，概念化、公式化傾向嚴重，千案一面，缺乏針對性，沒有針對案件具體情況進行深入分析，法理論述蒼白無力，論述不充分、不透徹，給人一種蜻蜓點水、隔靴搔癢之感，往往使當事人感到勝的茫然、輸的糊涂;個別裁判文書“為說理而說理”，或是避重就輕，對值得推敲的重要問題，以及被告人的辯解和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中比較尖銳的問題，有意回避，對無足輕重的細枝末節問題，卻花費較大的篇幅大寫特寫，“得理不饒人”;或是小題大做，對一些通俗易懂的法律規定和路人皆知的道理大加分析。凡此種種，均消弱了裁判文書的說服力，使之缺乏公信力，難以讓人心悅誠服，法官也成了簡單、機械的“工具”，難以凸顯個人的學識素養，不利于法官素質的提高。

(三)在訴訟過程方面，未能完全展現案件審理的全過程。

說理既表現為實體判決的有理有據，又表現為訴訟程序的正當合法，據以作出實體判決的事實、證據、理由需要充分的進行論證，而伴隨始終的訴訟過程也需要詳實的加以說明。裁判文書不僅是案件實體問題的法律評價結論書，而且是訴訟過程的忠實記錄和總結，應當對主要的訴訟過程如起訴時間、立案時間、開庭時間、延期審理情況作出清晰的記載。當前刑事裁判文書中，對訴訟過程的記載和表述過于簡單、概略，對發生的重要訴訟事件沒有作必要的交待，不能真實、完整的反映某一案件的全部訴訟過程，極大地影響了審判工作的公開性和透明性。

二、刑事裁判文書說理性不強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國刑事裁判文書說理性不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文化和法治傳統、訴訟構架、司法體制、法官素質、審判權運作機制等。

(一)職權主義思想的困擾，使法官主觀上“不愿說理”。

受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和大陸法系國家法律制度的影響，我國刑事審判制度從根本上講，至今仍未能完全擺脫職權主義思想的桎梏,反映在裁判文書中，便是“不說理”或“不夠說理”，“用‘我說你聽’的方式、行政的方式、決斷的方式處理糾紛還是為許多法官所接受，并認為是天經地義的，理所當然的。他們不僅是不大會說理，他們更不大習慣說理。”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有的裁判文書僅在本院查明之后便直接引用法條，有的判決理由與案件事實沒有因果關系，對不采納的理由僅以“無事實和法律依據”加以否定。

(二)司法的行政化和現實審判權的運作機制，使法官客觀上“不能說理”。

長期以來的司法行政化思想使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難以真正實現，法院在定分止爭方面的應有地位和作用無法真正確立。由于歷史和人事制度的原因，長期以來，我國法官并不具有鮮明的職業特征，其職業特點處于模糊狀態，盡管法官法在1995年已經頒布，但法官仍被列入行政編制，參照公務員管理。“中國司法審判制度的致命弱點就是司法的行政氣息太重，這在相當程度上遮蔽了現代司法的‘廬山真面目’”。近些年來，隨著公務員工資制度的規范，在某種意義上法官行政化趨勢非但沒有減弱，反而在加強。一些案件判決結果，往往受到來自方方面面的干預和影響，包括上級領導的批示、當地政府的壓力、上級法院的意見、新聞媒體和社會輿論的干擾，甚至是某位人大代表的關注。為了充分考慮上述因素，照顧到方方面面的意見，裁判結果很可能會偏離法律推理和法律邏輯的應然結果，在此情況下，要求承辦法官運用“法律的思維和語言”將該社會效果的“正當性依據”完美的表述在裁判文書中，實屬不易。正如蘇力教授所言：“如果論證的結果是如此，但當地政府或是院長要你的出另一種判決，或是社會民情或大眾傳媒普遍要求法官這樣判，那么法官就不肯恩感召法律的邏輯來論證。要對這樣的判決作出某種法理上的正當性論證，只能是自欺欺人。”無奈之際，法官往往采取較為穩妥的方式，含糊、概括、粗略的表述裁判理由，如“鑒于本案的具體情況，判決如下……”等，甚至干脆不表述裁判理由。

從法院內部情況來看，“審判分離”現象仍然存在，合議庭雖為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內容的法定審判組織，但一些案件的判決，合議庭必須充分考慮庭長、院長的意見，如果庭長或院長不同意合議庭的擬處理意見，合議庭需復議，如雙方意見仍不一致，可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而實際上，合議庭因堅持自己的意見而最終由審判委員會作出決定的情況并不多見。況且，即使某些案件確是根據審判委員會的決定作出裁判的，具體制作裁判文書的仍是承辦法官，而非審判委員會，法官在無法充分說服自己的情況下，自然也就很難用精辟的語言和縝密的思維和邏輯來說服當事人及社會公眾。因此，我國實行的是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而不是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強調的是集體意志，法官所作出的判決，代表的是法院的整體意志，而不是法官個人意志的體現。在這種模式的制約下，長期以來，裁判文書的簽發權仍集中在庭長、主管院長手中，法官撰寫的裁判文書必須經審批后才能簽發。這種對裁判文書層層把關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必然影響法官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此外，法院內部長期存在的與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極不合拍的案件“內批”制度，自然也是裁判文書說理性不強的原因之一。

與裁判文書相比，案件的審理報告或審結報告往往十分全面和詳實，除裁判文書中有的被告人基本情況、案件的審理過程、起訴書指控的事實、被告人的辯解及辯護人的辯護意見、經審理查明的事實及證據、對被告人辯解及辯護意見的分析、認定、適用法律和裁判結果外，還包括裁判文書中無法體現的承辦人個人對本案某些關鍵問題的看法和態度、合議庭不同意見、庭長、院長意見、有關領導的批示、上級法院的意見等等。特別是針對上述現象的存在，審理報告或審結報告便越發起到關鍵的作用。與裁判文書不同，審理報告更帶有承辦法官的個人色彩，由于該報告系“內部文件”，直接編入副卷，故承辦法官大可不必擔心因自己“言語不慎”而導致社會或新聞媒體的非難，同時，審理報告和大量內部批示以及承辦法官內部交換意見的工作說明或工作記錄，能夠真實的反映承辦法官的工作情況和對案件走向起到作用的各種因素，具有“內部說清”的重要作用，在案件二審、復核、再審、案件評查及內部監督中顯得尤為重要。所以承辦法官一般不惜花費大量精力去完成審理報告。相形之下，裁判文書的對外公開性，使得法官對其“慎之又慎”、“惜字如金”。

(三)原有法官選拔、考評制度的缺陷所導致的法官素質較低，使部分法官“不會說理”。

法律文書是全面展現法官理解和適用法律的能力、說理能力、邏輯思維能力、文字表達能力的一個載體，也是考評法官能力的一個重要依據。毫無疑問，裁判文書的質量特別是裁判文書的說理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法官的職業素養和水平，而后者又與法官的選拔方式、培養模式、考評制度等密切相關。

首先，與國外嚴格的法官產生、遴選、考評制度相比，我國的法官評選、任用制度過于“大眾化”，法官法頒布以前，法官隊伍的來源主要有三部分組成：一是政法院系的畢業生;二是復轉軍人;三是通過社會招干途徑考入法院的高中畢業生。一些地方法院后兩部分人的數量往往超出第一部分人的數量，導致我國法官的法律職業素質偏低。其次，在法院內部工作人員的培養機制方面，長期存在著“師傅帶徒弟”的模式，經驗重于理論的傾向十分突出。再次，法官考評制度方面，在案件逐年遞增、審限內結案的壓力愈來愈大的情況下，案件審結數量和審結率自然成為衡量法官業績的首要指標，而對案件審判質量的要求主要體現在上級法院的改判、發回率方面，由于裁判文書說理性問題較難量化，而且通常涉及案件的實體問題，所以一般考評人員對其評價也比較慎重，即使裁判文書說理不夠充分，通常也不會對承辦法官的業績和能力產生實質的影響。盡管法官法對法官等級作出了明確規定，然而，法官等級評定因以維持法官隊伍現狀、套用行政級別、講究工作年限為重要原則，很難指望在短期內起到提高隊伍素質的作用。

(四)相應激勵機制的缺乏，使部分法官感到“不必說理”。

英美等普通法系國家實行判例法制度，強調遵循先例并承認法官造法。法官在撰寫判決書時，更看重對判決的論證和推理及法律的解釋。由于判決書通常由撰寫判決書的法官署名，而不是審判庭署名，因此，如果法官撰寫了一份出色的判決，就意味著會成為經典判例。這樣可以激勵法官提出新理論，促進法學的發展和法律的更新。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官，在制作裁判文書的時候，不僅要考慮到本案法律關系的處理是否恰當、周延，更要考慮到本案判決中的適用法律思想對未來司法的影響，法官將判決定案的主旨放在了“即將成為明天的今天”上，希望自己的判決在解決現實糾紛的基礎上，能夠產生歷史功效。“一分良好法律推理和解釋的司法判決，具有長久的法律力量，這意味著自己工作影響的擴大和伸展。美國法院判決書個人署名制度，使引證一判決就必然提及該判決之作者，不僅意味著判決長期為后人引用，為學者研究，成為經典判例，而且意味著判決書的撰寫者青史留名。”相比之下，我國屬成文法國家，法官受“法官不能創制法”的限制，雖然判例能否成為我國的法律淵源屬于正在探討的問題，但判例永遠不可能成為成文法國家主要的法律淵源，因而，法官造法也只能是偶然的。成文法傳統決定了我國法官沒有“造法”的權限，同時對裁判文書的論證說理要求偏低，裁判文書是否充分說理對裁判結果的公正性沒有必然的聯系，一份說理充分、邏輯嚴密的裁判文書最多不過是優秀裁判文書評比的參選作品而已，并不能給法官帶來真正意義上的激勵。

當前，各級法院都將當事人“息訴服判”作為審判工作的目標之一。因此，審判工作的目標已經不僅僅是糾紛解決的完成，更多的轉向追求當事人以及公眾心理層面的“服判”，力圖從根本上一次性解決爭議。“如果法官在審理過程完成后，僅僅作出一個命令式的判決結果，沒有合理的對案件的證據與事實進行分析論證，對適用法律進行必要的法律推演的話，當事人往往不會對判決結果信服，從而導致對整個審判程序的懷疑。”因此,裁判文書的說理性的加強是法院審判能力提高的重要表現，也是切實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重要表現，積極探索和實踐提高裁判文書說理性的方式和途徑已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