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協議(或仲裁條款)是否訂立是確定仲裁管轄的基本前提。在商業實踐中，基于效率性考慮、商業慣例、標準協議等因素，協議并入成為合同訂立的一種重要方式。當事人常常在合同中約定，某些權利義務關系適用其他合同、文件中的有關規定。然而，合同中有關仲裁協議并入的表述是否必須具體明確或者特別指出，還是可以籠統地或概括地與其他有關實體權利義務條款一同并入，在國內外理論與實務界都存在不小的爭議。

通常而言，合同條款的并入通過一般性的引述就可以實現，比如“本合同的未盡事項適用……合同的有關規定”，或者“本合同雙方的權利義務適用……合同的規定”。

從雙方當事人意思自治的角度來看，這并沒有什么不妥。仲裁協議的并入似乎也應遵循這一原則，然而，由于仲裁協議的特殊性，在合同中對其他合同條文的籠統或概括引述，是否具有連同仲裁條款一并并入的意思表示，往往引發爭議，有值得深入討論和研究的必要。

一、格式合同理論對仲裁協議的并入是重要參考

有一個視角或許對我們認識和把握仲裁協議的并入問題有所幫助，那就是合同法關于格式條款的基本理論。根據合同法的規定，格式條款是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并在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商的條款。由于被引述的合同或者文件不具有協商性，是本來就存在文本，完全可以將其看作格式條款。為防止格式條款的提供者做出限制自己責任或者排除對方權利的約定，以免對合同當事人造成不公，合同法第三十九條至第四十一條對格式條款的訂立做了特別規制，要求提供格式條款一方應盡必要的提醒義務。

仲裁協議是雙方當事人訴訟權利的重大安排，選擇糾紛解決方式對于當事人的訴權實現有直接影響。通過引述，把出現在其他合同中的仲裁協議并入，相當于引入了對當事人權利有重大影響的格式條款，應當受到注意義務的限制。也就是說，概括性提出并入所有條款的一方，應當證明其對該引述將導致并入仲裁協議的后果盡了合理的提醒義務。

當然，如果根據合同訂立的背景或者雙方磋商的過程，能夠確定雙方當事人有并入仲裁協議的共同意思表示，則可以推定相關概括性表述涵蓋了仲裁協議的并入。舉證責任分配上，主張仲裁協議條款有效并入的一方，應當證明對方當事人對于并入仲裁協議明知或應知。

如果以上觀點可以達成共識，那么通過概括性表述并入仲裁協議的司法裁判規則大致可以確定為：在合同中概括性約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適用其他合同有關約定的表述，一般不發生仲裁協議并入的效力;除非當事人能夠證明其對仲裁協議的并入盡了合理的提醒義務，或者能夠證明對方當事人明知或應知仲裁協議的并入。

二、仲裁協議并入應當考慮的基本因素

判斷哪些情況下將發生仲裁協議的并入，司法實踐中應當注意以下四個因素：

一是提醒義務的程度。提醒義務的程度受到本合同的磋商性影響。如果本合同中有關的概括性并入條款屬于格式合同，則當事人應盡特別明顯的提醒說明義務。這在提單的概括性約定能否發生租約中的仲裁條款并入的爭議中尤其常見。

考慮提單的獨立性和流通性，最高人民法院在(2013)民四他字第1號就《關于連云港祥順礦產資源有限公司與尤格蘭航運有限公司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管轄權異議一案的請示》的復函中對提醒義務做出了更嚴格的解釋：“盡管提單背面約定了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條款并入提單，但提單背面并入條款的約定不產生約束提單持有人的效力。"其主要理由正是因為，提單背面約定不能引起提單受讓人的當然注意。

二是行業慣例的存在。一些特殊行業往往在主管部門或者行業協會的主導下擬定了標準化的格式合同，一些行業合同中對選擇仲裁有特別明確的規定，并成為行業慣例，比如證券期貨的發行、承銷合同。(參見國務院法制辦、中國證監會《關于依法做好證券、期貨合同糾紛仲裁工作的通知》，國法【2004】5號)這種情況下，雙方當事人概括性援引適用有關標準化合同的規定，是否可以視為明知或應知仲裁協議并入的情形，仍有探討的空間。

三是當事人主體的一致性。當事人所概括性援引的合同既可能是本合同當事人之間曾經簽訂的合同，也可能是其他主體之間的合同。本合同與被引述的合同主體當事人之間的一致性，對判斷當事人是否明知或應知可能構成重大影響。如果當事人主體一致，能否推定當事人明知或應知，進而推定雙方之間就仲裁協議的并入形成了合意;當事人主體不一致時，何種情況下可以證明當事人明知或應知，屬于實踐中需要不斷探索總結的重要情形。

四是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概括性引述其他合同的規定不能實現仲裁協議的并入，只是一般性規定。一般性規定必然存在例外，例外的根據就在于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當事人之間約定的具體內容和目的，只有當事人最清楚，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才能實現當事人訂立合同的根本目的，否則就會對商業行為形成不恰當的干預。因此，如果根據合同訂立的背景、合同訂立的過程、合同當事人之間的習慣、當事人的商業經驗，能夠推定其真實意思表示，就不應該呆板地適用一般性規定，而應當充分尊重當事人的合意，認定仲裁協議可以并入。

三、有關仲裁協議并入的域外實踐

國外司法對此問題也存在同樣的實踐爭論，并出現了一些最新的趨勢，其中的主流意見與本案相同，最新的發展值得借鑒。此處，謹就英國司法實踐的基本觀點作簡要介紹。

從英國法的最新實踐來看，2010年的Habas案對概括性引述作出了十分詳細的梳理。Christ.opherClarke法官把曾經訴至法院的有關仲裁協議并入情形分為四類：1.A和B簽訂協議，其中并入了一些標準條款;2.A和B簽訂協議，并入此前A和B雙方或者共同作為當事人簽訂的合同的條款;3.A和B簽訂協議，并入A(或者B)與C簽訂的合同的條款;4.A和B簽訂協議，并入C和D簽訂的合同的條款，進而分析了這幾類情形的差異性。

對于第3和4類情形，英國司法實踐的觀點基本一致，認為如果要并入仲裁協議，需要有明確具體的表述。歸人第3和4類情形、經常發生爭議的合同類型，主要有租船合同、再保險合同、轉再保合同等。

對于第1類和第2類合同，雖然過去的司法實踐不太統一，但從2006年的TheAthena案開始，逐漸形成了一些主流觀點。該案中，Langley法官提出了一個新觀點。他將涉及并入條款的合同區分為單一合同和兩個合同。如果屬于兩個合同，則并入仲裁協議需要明確表述;如果是單一合同，則概括性表述可以實現仲裁條款的并入。所謂單一合同，主要是指第1類合同。1996年的Roche案明確，如果當事人引述的是含有仲裁條款的標準格式合同，考慮到當事人對于標準格式合同都非常熟悉，應當知道其中存在仲裁條款，因此概括性表述可以實現仲裁協議的并入。

2010年的Habas案不僅對于第2類情況做了明確，還在實踐中確立了十分清晰的規則。ChristopherClarke法官認為，表面看來第2類情況是兩個合同，但由于當事人完全一致，也應當屬于單一合同，因此概括性表述可以實現仲裁協議的并入，否則應當特別表述。有關評論認為，這在英國司法實踐中，是第一個闡釋關于相同當事人之間的合同并入問題的判例，其確立的規則十分清晰：如果并入合同的當事人與本合同一致，則當事人應當知道仲裁協議的并入，那么概括性表述可以實現仲裁協議的并入;如果當事人不一致，比如提單對租船合同仲裁條款的并入，則必須就仲裁協議的并入做特別表述。

由上可見，英國司法實踐對仲裁協議并入問題的探討仍在持續，不少判例所持觀點大多與我國法院相同，一些問題上存在分歧，但是其分析方法和逐漸形成的判斷規則，對我國司法實踐有積極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