騙取出口退稅罪辯護詞怎么寫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我受楊某某的委托和廣東**律師事務所的指派，在深某市德某物流有限公司等被控騙取出口退稅罪一案中擔任楊某某的一審辯護人。我接受委托后，到貴院進行了閱卷，對案件事實進行了適當的調查，剛才又參加了法庭調查，對本案有清楚的認識。

在本案中，控方在《起訴書》中指控：“2007年10月至2012年4月，何某某、錢某某在經營達某某衣公司和達某輕紡公司時與深圳市某環保技術有限公司(下稱：浩某公司)負責人張某商謀，由張某負責為達某某衣公司、達某輕紡公司虛假出口報關獲取出口貨物報關單、非法購買美元進行外匯核銷及聯系代加工企業提供虛假加工費發票，用于達某某衣公司、達某輕紡公司申報出口退稅，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張某為此與被告單位深某市德某物流有限公司(下稱：德某公司)、深圳市萬某某國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下稱：萬某某公司)、深圳市新某某報關有限公司(下稱：新某某公司)的負責人王某某商定，由德某公司、萬某某公司、新某某公司將他人委托報關的服裝類貨物，以出口價值一美元貨物收取人民幣1到3分的報關費，通過王某某、黃某某、梁某某、廖某某、張某某、江某某、楊某某、朱某某等人虛假配單、制單的方式，為達某某衣公司、達某輕紡公司提供虛假出口貨物報關單等材料，后來由王某雄具體負責該項業務。”(詳見《起訴書》第4、5頁)。

在法律適用方面，控方認定：德某公司、萬某某公司、新某某公司以假報出口等手段，為他人騙取出口退稅款，其行為已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而王某某、王某雄為德某三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王某某、黃某某、梁某某、廖某某、張某某、江某某、楊某某、朱某某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其涉案行為亦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詳見《起訴書》第7、8頁。)

我們認為：本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無法認定德某公司、萬某某公司、新某某公司涉案行為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而廖某某、張某某、江某某、楊某某、朱某某等人既沒有實施騙取出口退稅的幫助行為，也沒有騙取出口退稅的主觀故意，更不是單位犯罪中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貴院應依法作出楊某某等人徹底無罪的判決。具體論述如下：

一、德某三公司及其員工實施的涉案行為，不符合《刑法》第204條騙取出口退稅罪所規定的客觀行為要件，無法認定其行為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

其一，德某三公司及其員工實施的是“代理報關”行為，而非騙取出口退稅的犯罪行為。

首先，《刑法》第204條明確規定刑法意義上的騙取出口退稅行為，是指以“假報出口或者其他欺騙手段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的行為”。而“假報出口”，是指行為人根本沒有出口產品，但為了騙取國家的出口退稅款而采取偽造上述有關單據、憑證等手段，假報出口的行為。“其他欺騙手段”，是指除了“假報出口”以外的所有為騙取國家出口退稅而采取的欺騙手段。(詳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釋義》第2版第204條的立法釋義)。由此可見，不管是“假報出口”手段，還是“其他欺騙手段”，都屬于“手段”本身，而非等同于“騙取出口退稅行為”本身。在本案中，德某三公司及其員工沒有實施任何以“假報出口”為手段的騙取出口退稅行為。庭審中亦已查明，本案不存在“空柜”的情況，更不存在沒有出口產品的情形。顯然本案不存在“虛假出口”的問題。

其次，根據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不能將涉案的“代理報關”行為認定為“騙取出口退稅”的行為。

二、德某三公司及其員工沒有騙取出口退稅款的直接故意，不符合《刑法》第204條騙取出口退稅罪所規定的主觀構成要件，無法認定其行為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

其一，騙取出口退稅罪，同其他詐騙罪一樣，必須是故意犯罪，且要求行為人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而楊某某、朱某某等人領取的是固定工資，沒有任何非法牟利的主觀目的。

其二，騙取出口退稅罪要求行為人有騙取出口退稅款的直接故意，即行為人要以騙取出口退稅款為目的而積極追求之，而廖某某、張某某、江某某、楊某某、朱某某等人，不可能有騙取出口退稅的直接故意。

其三，從客觀時空條件分析，楊某某等人不可能“明知”達某某衣公司、達某輕紡公司將涉案報關單用于騙取出口退稅的事實。

綜上所述，德某三公司及其員工沒有騙取出口退稅款的直接故意，不符合《刑法》第204條騙取出口退稅罪所規定的主觀構成要件，無法認定其行為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

三、本案證據不足，現有證據無法證明德某三公司及其員工有騙取出口退稅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應依法認定其行為不構成犯罪。具體說明如下：

其一，在案證據，無法證明德某三公司及其員工有騙取出口退稅的主觀故意，頂多能證明本案案發后，德某三公司的涉案員工，在辦案民警的誘供下，對涉案報關單的最終流向問題，作出了主觀推斷性、猜測性的陳述，但不能以此為依據，認定德某三公司及其員工有騙取出口退稅的主觀故意。

根據上述申請出口退稅的要求，只有報關單、發票、核銷單等材料一致才能申請出口退稅。因此，達某某衣公司、達某輕紡公司只有將德某三公司提供的報關單與內容一致的虛開發票、虛假核銷單一同遞交給國稅局申請出口退稅，德某三公司才算是參與了達某公司騙取出口退稅的犯罪活動。換言之，控方只有證明了德某三公司提供的涉案報關單，與內容一致的虛開發票、虛假核銷單等材料一同被用以騙取出口退稅，才能證明德某三公司參與達某公司騙取出口退稅的犯罪活動。

很顯然，控方只是單純地羅列了一堆即使正常退稅也會產生的報關單、發票和核銷單等材料，卻不去證明騙取出口退稅行為中最為核心的“單單相符”問題。控方當前提交的證據材料及對證據材料的論證說明，根本無法證明德某三公司及員工參與了達某某衣公司、達某輕紡公司實施的涉嫌騙取出口退稅的行為。

其三，騙取出口退稅罪，不僅是數額犯，還是結果犯，但根據在案證據，無法查明本案涉案的騙取出口退稅款具體數額，在事實不清的前提下，無法認定德某三公司及其員工的涉案行為構成犯罪。

首先，按正常辦案程序，偵查機關應通過司法會計鑒定的方式確定涉案的出口退稅款具體數額。

其次，在本案中，據以定案的增值稅發票，在真實性、關聯性方面存在嚴重的問題，不具有任何證明力，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再次，本案的數額認定不能“存疑從低”，而必須“存疑從無”，也不能通過“就低不就高”的自認方式予以確定。本案案情非常復雜，沒法通過自認方式確定涉案具體數額。

最后，關于數額問題，控方提交的據以定案的最核心證據是諸暨市國稅局出具的《情況說明》。但《情況說明》不具備基本的證據要件，不是書證，也不是鑒定意見，依法不能作為本案定罪的根據。

綜上所述，就整個案件而言，在案證據材料不能證明德某三公司及員工有為達某某衣公司、達某輕紡公司騙取出口退稅而假報出口的主觀故意，無法證明德某三公司及員工參與達某某衣公司、達某輕紡公司實施的涉嫌騙取出口退稅的犯罪行為，更無法核實德某三公司及其員工具體的涉案數額。本案明顯是證據不足，貴院應依法認定其涉案行為不構成犯罪。

四、德某三公司及其員工既沒有實施任何騙取出口退稅行為或騙取出口退稅的幫助行為，又沒有騙取出口退稅的主觀故意，根本就不構成犯罪;事實上，德某三公司及其員工的涉案行為，根本就不屬于《刑法》調整的范疇;在假定德某三公司及其員工的涉案行為構成犯罪的前提下，也只能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以外的其他罪責更輕的罪名。顯然，本案控方的指控明顯是荒謬的，應依法宣告楊某某等人徹底無罪。具體分析如下：

其一，德某三公司及其員工涉案的代理報關行為，根本就不屬于《刑法》調整的范疇，更不可能構成騙取出口稅罪的共同犯罪;在假定德某三公司及其員工涉案行為構成犯罪行為的前提下，也只能構成騙取出口稅罪以外的其他罪責更輕的罪名，而不可能構成罪責更重的騙取出口稅罪或騙取出口稅罪的共同犯罪;否則，這將違反基本的罪責刑相一致的刑法原則，與《刑法》內在的嚴密體系性也格格不入。顯然，德某三公司及其員工的涉案行為無關犯罪問題。具體說明如下：

其二，控方指控的是單位犯罪，假定德某三公司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也無法認定楊某某、朱某某等人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

其三，基于現實國情，若法院對楊某某等普通報關員進行強行入罪，法院應考慮楊某某等人具有自首、未遂等從輕、減輕的情節。

綜上所述，本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無法認定德某三公司及其員工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更關鍵的是，楊某某等人既沒有實施騙取出口退稅的幫助行為，更沒有騙取出口退稅的主觀故意，也不是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責任人員，假定德某三公司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也無法認定楊某某等人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為了維護楊某某的合法權益，我們特請求貴院依法宣告楊某某無罪。

以上法律意見，請合議庭依法予以采納。

此致

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

辯護人：廣東**律師事務所

黃**律師

2014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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