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 　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 （相關資料: 行政法規2篇 部門規章5篇 司法解釋3篇 地方法規1篇 相關論文13篇） 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回顧 　　(1)中國共產黨自從1921年成立以來，已經走過六十年的光輝戰斗歷程。為了總結黨在建國以來三十二年的經驗，有必要簡略地回顧一下建國以前二十八年黨領導人民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 　　(2)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幫助下誕生的。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1911年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并沒有改變。無論是當時的國民黨，還是其他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治派別，都沒有也不可能找到國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國共產黨才給人民指出了中國的出路在于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并進而轉入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只有五十多個黨員。黨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很快發展成為中國人民前所未有的領導力量。 　　(3)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為新民主主義而斗爭的過程中，經歷了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這四個階段，其間經受了1927年和1934年兩次嚴重失敗的痛苦考驗。經過長期武裝斗爭和各個方面、各種形式斗爭的密切配合，終于在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控制的國民黨，不顧以宋慶齡為杰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的堅決反對，背叛了孫中山所決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結帝國主義，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黨當時還比較幼稚，又處在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領導下，致使革命在強大敵人的突然襲擊下遭到慘重失敗，已經發展到六萬多黨員的黨只剩下了一萬多黨員。 　　黨仍然頑強地繼續戰斗。周恩來等同志領導的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黨“八七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會后舉行了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和其他許多地區的起義。毛澤東同志領導的湖南江西邊界地區的秋收起義，創建了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在井岡山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朱德同志領導的起義部隊不久就到井岡山會師。隨著斗爭的發展，黨創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和湘鄂西、海陸豐、鄂豫皖、瓊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左右江、川陜、陜甘、湘鄂川黔等根據地，建立了工農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和其他許多紅軍部隊。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白區，也在艱苦的條件下，發展了黨和其他革命組織，展開了群眾革命斗爭。在土地革命戰爭中，毛澤東、朱德同志直接領導的紅軍第一方面軍和中央革命根據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紅軍各個方面軍曾連續擊敗國民黨軍隊的多“圍剿”。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領導造成的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第一方面軍不得不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而轉戰到陜北，同在那里堅持斗爭的陜北紅軍和先期到達的紅二十五軍相會合。第二、第四方面軍也先后經過長征轉戰到陜北。紅軍主力撤離后的一些南方根據地，堅持了艱苦的游擊戰爭。王明“左”傾錯誤造成的失敗使革命根據地和白區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極大損失，紅軍從三十萬人減到三萬人左右，共產黨員從三十萬人減到四萬人左右。 　　1935年1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并且在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我國的侵略、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關頭，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決定和實行了正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黨領導了“一二·九”學生運動，掀起了要求停止內戰、抗日救亡的強大群眾斗爭。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發動的西安事變以及我們黨促成的這次事變的和平解決，對推動國共再次合作、團結抗日，起了重大的歷史作用。抗戰期間，國民黨統治集團繼續反共反人民，消極抗戰，因而在抗日的正面戰場上節節敗退。我們黨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政策，緊密地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由紅軍改編的八路軍、新四軍迅速地發展成為抗戰的中堅力量。東北抗日聯軍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堅持戰斗。在敵占區和國民黨統治區，廣泛開展了各種形式的抗日斗爭。這樣，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才能夠堅持八年之久，并同蘇聯和其他國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互相支援，直到取得最后勝利。 　　抗日戰爭期間，我們黨從1942年開始在全黨進行整風，這場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礎上，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接著舉行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結了歷史的經驗，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的統一和團結。抗日戰爭結束后，蔣介石政府依賴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拒絕我們黨和全國人民關于實現和平民主的正義要求，悍然發動全面內戰。黨在全國各解放區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國民黨統治區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和各階層人民斗爭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積極合作下，領導人民解放軍進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戰爭，經過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和渡江作戰，消滅了蔣介石的八百萬軍隊，推翻了國民黨反動政府，建立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4)二十八年斗爭的勝利充分說明： 　　一、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取得的。我們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找到了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這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是一個重大的貢獻。 　　二、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不謀任何私利的政黨，是敢于并善于領導人民百折不撓地向敵人作斗爭的政黨。中國各民族人民從親身經歷中看到了這個事實，從而在黨的周圍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實現了我國歷史上空前強大的政治團結。 　　三、中國革命的勝利，主要是依靠我們黨所領導的完全新型的與人民血肉相連的人民軍隊，通過長期人民戰爭戰勝強大敵人取得的。沒有這樣一支人民的軍隊，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 　　四、中國革命在各個階段都曾得到各國革命力量的援助，這是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的。但是中國革命的勝利，從根本上說是中國共產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依靠中國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經歷千辛萬苦，戰勝許多艱難險阻才取得的。 　　五、中國革命的勝利，在我國結束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奴役中國各族人民的歷史。勞動人民成了新國家新社會的主人。人民革命在一個人口占全人類近四分之一的大國的勝利，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也激勵了許多類似中國這樣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壓迫的國家的人民，增強了他們前進的信心。中國革命的勝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對國際局勢和世界人民斗爭的發展具有深刻的久遠的影響。 　　(5)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無數先烈和全黨同志、全國各族人民長期犧牲奮斗的結果。我們不應該把一切功勞歸于革命的領袖們，但也不應該低估領袖們的重要作用。在黨的許多杰出領袖中，毛澤東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早在1927年革命失敗以前，毛澤東同志就已經明確指出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斗爭的極端重要性以及在這個問題上的右傾危險。革命失敗后，他是成功地把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在農村保存、恢復和發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在1927年至1949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澤東同志和黨的其他領導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難，逐步制定和領導執行了使革命由慘重失敗轉為偉大勝利的總的戰略和各項政策。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多次從危機中挽救中國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給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人民軍隊指明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同中國共產黨被公認為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一樣，毛澤東同志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在黨和人民集體奮斗中產生的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黨的指導思想，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建國三十二年歷史的基本估計 　　(6)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 　　(7)建國三十二年來，我們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一、建立和鞏固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它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政權，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國家的根本保證。 　　二、實現和鞏固了全國范圍(除臺灣等島嶼以外)的國家統一，根本改變了舊中國四分五裂的局面。實現和鞏固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形成和發展了五十多個民族平等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實現和鞏固了全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各階層人民的大團結，加強和擴大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同各愛國民主黨派、人民團體通力合作的，由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組成的，包括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國外華僑在內的廣泛統一戰線。 　　三、戰勝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破壞和武裝挑釁，維護了國家的安全和獨立，勝利地進行了保衛祖國邊疆的斗爭。 　　四、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經濟，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剝削制度消滅了，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不再存在，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五、在工業建設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1980年同完成經濟恢復的1952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二十六倍多，達到四千一百多億元；棉紗產量增長三點五倍，達到二百九十三萬噸；原煤產量增長八點四倍，達到六億二千萬噸；發電量增長四十倍，達到三千多億度；原油產量達到一億零五百多萬噸；鋼產量達到三千七百多萬噸；機械工業產值增長五十三倍，達到一千二百七十多億元。在遼闊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興建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國防工業從無到有地逐步建設起來。資源勘探工作成績很大。鐵路、公路、水運、空運和郵電事業，都有很大的發展。 　　六、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國灌溉面積已由1952年的三億畝擴大到現在的六億七千多萬畝，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遼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國農村幾乎沒有農業機械、化肥和電力，現在農用拖拉機、排灌機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電量等于解放初全國發電量的七點五倍。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國糧食增長近一倍，棉花增長一倍多。盡管人口增長過快，現在已近十億，我們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證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 　　七、城鄉商業和對外貿易都有很大增長。1980年與1952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業收購商品總額由一百七十五億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億元，增長十一點九倍；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由二百七十七億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億元，增長六點七倍。國家進出口貿易的總額，1980年比1952年增長七點七倍。隨著工業、農業和商業的發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1980年，全國城鄉平均每人的消費水平，扣除物價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 　　八、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很大發展。1980年，全國各類全日制學校在校學生二億零四百萬人，比1952年增長二點七倍。三十二年來，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培養出近九百萬專門人才。核技術、人造衛星和運載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現出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藝方面創作了一大批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優秀作品。群眾性體育事業蓬勃發展，不少運動項目取得出色的成績。烈性傳染病被消滅或基本消滅，城鄉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壽命大大延長。 　　九、人民解放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壯大和提高，由單一的陸軍發展成為包括海軍、空軍和其他技術兵種在內的合成軍隊。野戰軍、地方軍和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得到了加強，部隊的素質和技術裝備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進。在保衛和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人民解放軍發揮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作用。 　　十、在國際上，始終不渝地奉行社會主義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倡導和堅持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同更多的國家和地區發展了經濟、貿易和文化往來。我國在聯合國和安理會的席位得到恢復。我們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發展同各國人民的友誼，支持和援助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新獨立國家的建設事業和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堅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大的積極作用。這一切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國際條件，促進了國際形勢朝著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發展。 　　(8)新中國建立的時間不長，我們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于我們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的經驗不多，黨的領導對形勢的分析和對國情的認識有主觀主義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過把階級斗爭擴大化和在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的錯誤。后來，又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嚴重錯誤。這就使得我們沒有取得本來應該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視錯誤、掩蓋錯誤是不允許的，這本身就是錯誤，而且將招致更多更大的錯誤。但是，三十二年來我們取得的成就還是主要的，忽視或否認我們的成就，忽視或否認取得這些成就的成功經驗，同樣是嚴重的錯誤。我們的成就和成功經驗是黨和人民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表現，是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繼續前進的基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是我們黨必須采取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根本立場。過去采取這個立場，曾使我們的事業轉危為安、轉敗為勝。今后繼續采取這個立場，必將引導我們取得更大的勝利。 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 　　(9)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6年，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并開展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黨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 　　(10)建國后的頭三年，我們肅清了國民黨反動派在大陸的殘余武裝力量和土匪，實現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級的人民政府，沒收了官僚資本企業并把它們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統一了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穩定了物價，完成了新解放區土地制度的改革，鎮壓了反革命，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開展了打退資產階級進攻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對舊中國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進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勝利完成繁重的社會改革任務和進行偉大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的同時，我們迅速恢復了在舊中國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全國工農業生產1952年底已經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 　　(11)1952年，黨中央按照毛澤東同志的建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 　　一、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國家獨立和富強的當然要求和必要條件。 　　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勝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國完成以后，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轉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國家需要有利于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有一定的發展，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也必然出現不利于國計民生的一面，這就不能不發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在資本主義企業和國家的各項經濟政策之間，在它們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之間，在它們和本企業職工、全國各族人民之間，利益沖突越來越明顯。打擊投機倒把、調整和改組工商業、進行“五反”運動、工人監督生產、糧棉統購統銷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驟，必然地把原來落后、混亂、畸形發展、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引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 　　三、我國個體農民，特別是在土地改革中新獲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產資料的貧農下中農，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貸甚至典讓和出賣土地，產生兩極分化，為了發展生產，興修水利，抗御自然災害，采用農業機械和其他新技術，確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一方面對農產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對農業技術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強，這也是促進個體農業向合作化方向發展的一個動力。 　　歷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 　　(12)在過渡時期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我們創造了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最后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對個體農業，我們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原則，創造了從臨時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發展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發展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過渡形式。對于個體手工業的改造，也采取了類似的方法。在改造過程中，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經濟表現了明顯的優越性。到1956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這項工作中也有缺點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1956年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對于一部分原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也不很適當。但整個來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13)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依靠我們自己的努力，加上蘇聯和其他友好國家的支援，同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為國家工業化所必需而過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礎工業建立了起來。從1953年到1956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十九點六，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四點八。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果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比較協調。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1956年4月，毛澤東同志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了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 　　(14)1954年9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5年3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總結了反對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斗爭，增強了黨的團結。1956年1月黨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和隨后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規定了對知識分子和教育科學文化工作的正確政策，促進了這方面事業的繁榮。由于黨的正確政策、優良作風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廣大干部、群眾、青年和知識分子自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各項革命和建設工作，在全國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氣蓬勃的社會道德風尚。 　　(15)1956年9月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得很成功。大會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我們還必須為解放臺灣、為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最后消滅剝削制度和繼續肅清反革命殘余勢力而斗爭，但是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雖然還有階級斗爭，還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但其根本任務已經是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大會堅持了1956年5月黨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大會著重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 　　(16)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始轉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們雖然遭到過嚴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了三倍。棉紗、原煤、發電量、原油、鋼和機械設備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有巨大的增長。從1965年起實現了石油全部自給。電子工業、石油化工等一批新興的工業部門建設了起來。工業布局有了改善。農業的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開始大規模地展開，并逐漸收到成效。全國農業用拖拉機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長六倍以上，農村用電量增長七十倍。高等學校的畢業生為前七年的四點九倍。經過整頓，教育質量得到顯著提高。科學技術工作也有比較突出的成果。 　　黨在這十年中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毛澤東同志在1957年春提出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接著，他提出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的要求。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這些都是“八大”路線的繼續發展，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毛澤東同志在領導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時提出了不能剝奪農民，不能超越階段，反對平均主義，強調發展商品生產、遵守價值規律和做好綜合平衡，主張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等觀點；劉少奇同志提出了許多生產資料可以作為商品進行流通和社會主義社會要有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的觀點；周恩來同志提出了我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科學技術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關鍵性作用等觀點；陳云同志提出了計劃指標必須切合實際，建設規模必須同國力相適應，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必須兼顧，制定計劃必須做好物資、財政、信貸平衡等觀點；鄧小平同志提出了關于整頓工業企業，改善和加強企業管理，實行職工代表大會制等觀點；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發展手工業和農業多種經營的觀點；鄧子恢等同志提出了農業中要實行生產責任制的觀點。所有這些，在當時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義。黨中央在調整國民經濟過程中陸續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和有關工業、商業、教育、科學、文藝等方面的工作條例草案，比較系統地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分別規定了適合當時情況的各項具體政策，至今對我們仍然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總之，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這個期間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面。 　　(17)這十年中，黨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有過嚴重失誤，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 　　1957年的經濟工作，由于認真執行黨的“八大”的正確方針，是建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其正確的一面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在這次會議前后，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在生產建設中發揮了高度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于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從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但是，廬山會議后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斗爭。八屆八中全會關于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這場斗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主要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1960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并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隨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這是這個歷史階段中的重要轉變。1962年1月召開的有七千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會議前后又為“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批判的大多數同志進行了甄別平反。此外，還給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大多數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這些經濟和政治的措施，從1962年到1966年國民經濟得到了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 　　但是，“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并未得到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爭以后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并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1963年至1965年間，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對于解決干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斗爭或者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干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1965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不過，這些錯誤當時還沒有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從1960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貫徹執行調整經濟的正確方針，社會主義建設逐步地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黨和人民團結一致，同甘共苦，對內克服了自己的困難，對外頂住了蘇聯領導集團的壓力，還清了對蘇聯的全部債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軍火債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許多國家人民的革命斗爭和建設事業。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宣布：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要努力把我國逐步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這個號召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沒有得到實行。 　　(18)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下取得的。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黨中央的領導集體。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于毛澤東同志個人。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這些論點主要地出現在作“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黨的“九大”的政治報告中，并曾被概括成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而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語有了特定的含義。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至于毛澤東同志所重用過的林彪、江青等人，他們組成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這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問題。他們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決議不多加論列。 　　(20)“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批判的許多東西，實際上正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其中很多是毛澤東同志自己過去提出或支持過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國以來十七年大量的正確方針政策和成就，這實際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澤東同志自己在內的黨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苦卓絕的奮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導致敵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干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干力量。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資產階級司令部”。確鑿的事實證明，硬加給劉少奇同志的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誣陷。八屆十二中全會對劉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是完全錯誤的。“文化大革命”對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使許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識分子遭到打擊和迫害，也嚴重地混淆了敵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運動開始后，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沖擊并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爭，廣大黨員被停止了組織生活，黨長期依靠的許多積極分子和基本群眾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運動的大多數人，是出于對毛澤東同志和黨的信賴，但是除了極少數極端分子以外，他們也不贊成對黨的各級領導干部進行殘酷斗爭。后來，他們經過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覺悟之后，逐步對“文化大革命”采取懷疑觀望以至抵制反對的態度，許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擊。以上這些情況，不可避免地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其中有不少人還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在我國，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以后，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以后，雖然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還沒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內容和方法已經同過去根本不同。對于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面，當然需要作出恰當的估計并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決不應該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21)“文化大革命”的過程分為三段。 　　一、從“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1969年4月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志。這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對所謂“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斗爭，對黨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成立了所謂“中央文革小組”并讓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權力。毛澤東同志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1967年2月前后，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朱德、陳云同志也受到錯誤的批判。各部門各地方的黨政領導機構幾乎都被奪權或改組。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是必要的，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后果。黨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二、從黨的“九大”到1973年8月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1970年至1971年間發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周恩來同志在毛澤東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過程中，周恩來同志正確地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這是1967年2月前后許多中央領導同志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這一正確主張的繼續。毛澤東同志卻錯誤地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黨的“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并且使王洪文當上了黨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加強。 　　三、從黨的“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同有的地方和單位清查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頭是指向周恩來同志的。毛澤東同志先是批準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在發現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后，又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指出江青有當黨中央主席和操縱“組閣”的野心。1975年，周恩來同志病重，鄧小平同志在毛澤東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和解決工業、農業、交通、科技等方面問題的一系列重要會議，著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同志不能容忍鄧小平同志系統地糾“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國因而再度陷入混亂。1976年1月周恩來同志逝世。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于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他的逝世引起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無限悲痛。同年4月間，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總理、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這個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它為后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當時，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志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并且錯誤地撤銷了鄧小平同志的黨內外一切職務。1976年9月毛澤東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這是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長期斗爭取得的偉大勝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22)對于“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是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的，但他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干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對江青、張春橋等人也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不讓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這些都對后來我們黨順利地粉碎“四人幫”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我國的安全，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并且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戰略和我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黨沒有被摧毀并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能召開并且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同志為領導核心的國務院人選，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我們的國家仍然保持統一并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這些重要事實都同毛澤東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開。因為這一切，特別是因為他對革命事業長期的偉大貢獻，中國人民始終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自己敬愛的偉大領袖和導師。 　　(23)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是艱難曲折的，是一直沒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個過程的嚴峻考驗表明：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會和它所選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書記處的成員，絕大多數都站在斗爭的正確方面。我們黨的干部，無論是曾被錯誤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堅持工作和先后恢復工作的，絕大多數是忠于黨和人民的，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的信念是堅定的。遭到過打擊和折磨的知識分子、勞動模范、愛國民主人士、愛國華僑以及各民族各階層的干部和群眾，絕大多數都沒有動搖熱愛祖國和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犧牲的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其他一切黨內外同志，將永遠被銘記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黨和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知識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爭，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祖國的安全。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的局面。當然，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盡管遭到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破壞，但終于戰勝了他們。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歷史再一次表明，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偉大而頑強的生命力。 　　(24)“文化大革命”所以會發生并且持續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澤東同志領導上的錯誤這個直接原因以外，還有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已經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于繼續探索。我們黨過去長期處于戰爭和激烈階級斗爭的環境中，對于迅速到來的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科學著作是我們行動的指針，但是不可能給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各種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從領導思想上來看，由于我們黨的歷史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問題時，容易把已經不屬于階級斗爭的問題仍然看做是階級斗爭，并且面對新條件下的階級斗爭，又習慣于沿用過去熟習而這時已不能照搬的進行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群眾性斗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從而導致階級斗爭的嚴重擴大化。同時，這種脫離現實生活的主觀主義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反而顯得有“理論根據”。例如：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在消費資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平等權利，即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權利”應該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勞分配原則和物質利益原則就應該限制和批判；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產還會每日每時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傾的城鄉經濟政策和城鄉階級斗爭政策；認為黨內的思想分歧都是社會階級斗爭的反映，因而形成頻繁激烈的黨內斗爭，等等。這就使我們把關于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迷誤當成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此外，蘇聯領導人挑起中蘇論戰，并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為國家爭端，對中國施加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巨大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正義斗爭。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我們在國內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內，以致黨內同志間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也被當作是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或所謂路線斗爭的表現，使黨內關系日益緊張化。這樣，黨就很難抵制毛澤東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傾觀點，而這些“左”傾觀點的發展就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和持續。 　　二、黨在面臨著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新任務因而需要特別謹慎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的威望也達到高峰。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于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這種現象是逐漸形成的，黨中央對此也應負一定的責任。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這個復雜現象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如果僅僅歸咎于某個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黨得到深刻教訓，并找出切實有效的改革步驟。在共產主義運動中，領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是歷史已經反復證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由于沒有正確解決領袖和黨的關系問題而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偏差，對我們黨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中國是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我們黨對封建主義特別是對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紳惡霸進行了最堅決最徹底的斗爭，在反封建斗爭中養成了優良的民主傳統；但是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歷史的偉大轉折 　　(25)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使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從這時開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兩年中，廣大干部和群眾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各項革命和建設工作。揭發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清查他們的反革命幫派體系，取得了很大成績。黨和國家組織的整頓，冤假錯案的平反，開始部分地進行。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教育科學文化工作也開始走向正常。黨內外同志越來越強烈地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是遇到了嚴重的阻礙。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不容易在短期內消除，同時也由于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在指導思想上繼續犯了“左”的錯誤。華國鋒同志是由毛澤東同志在1976年“批鄧”運動中提議擔任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人”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錯誤方針；壓制1978年開展的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干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的進程；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制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1977年8月召開的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是，由于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和華國鋒同志的錯誤的影響，這次大會沒有能夠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反而加以肯定。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左”傾政策的繼續，華國鋒同志也負有責任。很明顯，由他來領導糾正黨內的“左”傾錯誤特別是恢復黨的優良傳統，是不可能的。 　　(26)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結束了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這次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地停止使“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提出了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要求，制訂了關于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著重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全會還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這些在領導工作中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志著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從此，黨掌握了撥亂反正的主動權，有步驟地解決了建國以來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和實際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進行了繁重的建設和改革工作，使我們的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出現了很好的形勢。 　　一、在三中全會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號召下，廣大干部和群眾從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中解脫出來，黨內外思想活躍，出現了努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生動景象。為了正確地貫徹解放思想的方針，黨及時地重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重申民主和集中不可偏廢的原理，并指出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階級斗爭仍在一定范圍內繼續存在的基本事實。黨的四中全會通過的葉劍英同志在慶祝建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即充分肯定了建國以來黨和人民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又對黨在過去工作中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對國家的光明前途作了論證，加強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認識統一。1980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反對資產階級思想侵蝕和肅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余毒的歷史性任務。同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加強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強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批判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打擊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反革命活動，對全國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發生了重大的良好影響。 　　二、黨在1979年4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堅決糾正前兩年經濟工作中的失誤，認真清理過去在這方面長期存在的“左”傾錯誤影響。黨指出經濟建設必須適合我國國情，符合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必須量力而行，循序前進，經過論證，講求實效，使生產的發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結合；必須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在這些方針指導下，輕工業的發展加快了，工業內部結構正朝著合理的協調的方向發展；包括擴大企業自主權、恢復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和加強企業的民主管理、財政分級管理等在內的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正結合經濟調整有步驟地進行。黨認真補救農業合作化后期以來農村工作上的失誤，提高農副產品價格，推行各種形式的聯產計酬責任制，恢復并適當擴大自留地，恢復農村集市貿易，發展農村副業和多種經營，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這兩年的糧食產量是建國以來最高的，經濟作物和農副產品的生產都獲得了迅速的發展。由于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三、經過大量切實的調查研究，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同志以及遭受冤屈的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各族各界的領袖人物恢復了名譽，肯定了他們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為黨和人民建樹的歷史功勛。 　　四、在全國復查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錯案，改正了錯劃右派分子的案件。宣布原工商業者已改造成為勞動者；把原為勞動者的小商小販、手工業者從原資產階級工商業者中區別出來；為現已改造成為勞動者的絕大多數原地主、富農分子改訂了成分。這一系列工作妥善地解決了大量黨內和人民內部的矛盾。 　　五、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工作得到加強，省、縣兩級人代會增設了常設機構，縣級和縣級以下人民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的制度正在普遍實行。黨和國家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正在健全。地方和基層組織的權力正在逐步擴大。取消了不利于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所謂“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恢復、制訂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令和條例，包括建國以來一直沒有制訂的刑法、刑事訴訟法。加強了司法、檢察和公安機關的工作。打擊了各種嚴重的刑事犯罪分子。依法公開審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 　　六、黨大力調整和加強了各級領導班子。五中全會增補政治局常委委員，成立中央書記處，有力地加強了黨中央的領導。中央和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建立，《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其他有關黨內法規的制定，各級黨的領導機關和紀律檢查機關為糾正不正之風所做的工作，提高了黨的戰斗力。黨的輿論機關在這方面也做了許多努力。黨決定廢除干部領導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改變權力過分集中的狀況，要求在堅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實現各級領導人員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并在這些方面著手做了一些工作。由于調整了國務院的領導成員和實行黨政分工，中央和地方政府工作得到加強。 　　此外，黨在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工作，民族工作，統戰工作，僑務工作，軍事工作和外交工作等方面，認真落實黨的各項政策，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總之，三中全會以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和黨的正確政策在新的條件下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重新蒸蒸日上。我們的工作中還有失誤和缺點，我們的面前還有許多困難。但是，勝利前進的航道已經打通，黨在人民中的威信正在日益提高。 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 　　(27)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28)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里進行革命，必然遇到許多特殊的復雜問題。靠背誦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國經驗，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主要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于絕境。毛澤東思想是在同這種錯誤傾向作斗爭并深刻總結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