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權最為重要，所以應該慎重對待死刑，向著減少和廢除死刑努力。當前對死刑的存廢以及執行死刑的標準尺度，無論是法學專家還是司法機關都在重新審視、思考，調整、轉變觀念和做法。司法機關在適用死刑問題上，也趨向輕緩。從長遠看，這當然是刑事政策發展方向，也是法治社會、和諧社會的標志。但是當前出現對嚴重故意殺人罪行輕判的現象，值得注意。筆者認為，貫徹落實慎殺、少殺政策應該以符合我國法律規定、符合國情民意為標準。

　　真理多走一步，就會變成謬誤。對死刑存廢開展的理論探討很必要，然而在短時間內，司法活動就對適用死刑問題作出極大的調整改變，是否有益，是否妥當，就值得思考。貫徹落實慎殺少殺政策應該符合國情，不然，可能造成誤用，影響這項政策的社會效果。最近在司法實踐中，就多次發生對論罪該判處死刑的案件予以輕判的案例，筆者就遇到了兩個類似案件，說明這一擔心不是杞人憂天。

　　如在一起殺人案件中，第一被告人為報復，經與第二被告人預謀后，把被害人騙至家中，第二被告人當著第一被告人的面，趁被害人不備，用鐵錘向被害人頭部猛砸多下，殘忍地殺死了被害人，第一被告人又指使他人將被害人的汽車燒毀。第一被告人在案發后先是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實，后又翻供，將提出殺人的責任推給第二被告人。對這樣極其嚴重的罪行，法院以第一被告人供述了同案人罪行為理由，從輕判處其無期徒刑。被害人家屬情緒激動，強烈要求檢察機關提出抗訴。

　　另一個案件中，被告人在居民樓門口把一女青年拖至地下室，對其掐扼并用金屬絲勒頸，殺死女青年后，掠走人民幣１０００余元和手機一部，把尸體裝入塑料袋拋至垃圾站。起訴書和判決書都認為，該案犯罪性質極其惡劣，情節、后果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對這樣一件沒有法定和酌定從輕情節的案件，法院卻認為，根據該案的具體情節，雖判處死刑，但可不立即執行，因而判處被告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筆者認為，此類判決不妥之處在于對慎殺少殺政策理解有誤：片面強調了應該少判處死刑，卻忽視了對案件的處理應該與法律規定和實際情況相適應。應該承認，目前在我國，并不具備對上述嚴重惡劣的故意殺人犯罪從輕懲處的條件。

　　首先，法律依據上還不具備條件。在１９９７年修訂刑法時，立法者一共設置了６８項死刑罪名，盡管法學界認為死刑設置過多，但目前并沒有減少。特別是對嚴重的故意殺人案件，更沒有任何可以從輕的法律規定。

　　其次，刑罰理論還不具備條件。對刑罰懲罰的意義、作用，究竟是犯罪分子應該付出的代價，還是起到嚇阻犯罪作用，抑或是為了改造犯罪分子，或者說究竟是哪種作用更直接、更主要，理論認識還不一致，有待深入探討。沒有統一認識的基礎條件，司法機關就對適用死刑各行其是，做法不妥。

　　再次，公眾觀念還不具備條件。在一些法治發達國家，大多數公民對人的生命無比珍貴、不能因任何理由予以剝奪的觀念已經接受，于是出現被殺害者的親屬，要求不要判處犯罪者死刑或致信安慰對方親屬的事實。在這樣的民意背景下，大力減少死刑，甚至廢除死刑，順理成章，不會對社會造成任何不利的影響。而在我國，社會公眾的法律意識中還固守著“殺人償命”的觀念，很多公眾是要求以極刑嚴懲故意殺人罪行來表達對人生命權的重視。我們沒有可靠的統計資料可以說明，多數公眾對輕易地從輕判處嚴重故意殺人的做法是否接受和贊同。但只要看看為數眾多的被害人的親屬，面對殺人者被從輕處理的判決結果表現出的憤怒、委屈、期待或者無助，就可以感到這是對他們情感的又一次傷害，也可以感覺到還有相當多公眾并未認可這樣處理殺人案件。

　　構建和諧社會方略之一是依法治國，背離嚴格依法辦案，以為對犯有嚴重犯罪行為的人判處輕刑就可以達到目的的想法不切實際。良好的刑事政策，是符合社會和公眾利益并獲得公眾贊成的政策，應該經過認真、廣泛、深刻的宣傳教育，循序漸進，在取得社會共識情況下穩步實施，才會發揮積極作用，才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和諧。在社會公眾缺乏思想和情感上的準備，條件尚不成熟時，就強行執行某種刑事政策措施，盡管出于美好愿望，用心良苦，但難免脫離國情和生活實際，難以得到社會支持，最終形成“過猶不及”的弊端，出現不良社會效果。廢除和減少死刑，也同樣如此，要防止“欲速則不達”，一定要穩妥、準確地逐步實施。#p#分頁標題#e#

　　有人認為，這種對論罪該判死刑的犯罪分子從輕處罰的司法行為本身就是教育，同樣的司法結果反復出現，會彰顯減少死刑的司法理念，改變公眾觀念。然而筆者認為，如果公眾自始就強烈反感和抵制這種司法行為，社會對法律的信仰和對司法的信任就會動搖。司法活動不為公眾信服，對社會穩定和諧所起的作用，自然令人擔憂。被害人親屬對某些案件的判決結果強烈不滿，以致出現涉法上訪的事實說明，僅僅司法機關自說自話，單方面推進減少死刑的措施，無助于強化司法和法律權威，維護社會秩序。

　　死刑的減少要積極創造條件，審慎實施。在向著減少乃至廢除死刑努力的過程中，一定不要忽視社會的承受力，尤其是遭受故意殺人犯罪傷害者的心理感受，不能總讓他們生活在對法律不解、不滿的陰影中，心理長期失去平衡，而要用各種方式包括嚴懲嚴重犯罪分子來彌補他們人身、財產的損失，撫慰他們遭受的精神傷害，實現社會正義。筆者認為，可以在經濟犯罪、職務犯罪等方面減少適用死刑，相對而言，社會對這類罪行的較輕處理，還易理解和接受。而減少故意殺人嚴重犯罪的死刑，則不能急于求成，應全面思考，使之與國情民意相融洽。

　　１９８１年，美國人斯坦利·威廉姆斯因搶劫槍殺４人，被判處死刑。在監獄中，他洗心革面，勸誡青少年不要走他的老路。由于他推動國際青少年和平活動，因而多次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但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１日美國加州高等法院以６比０的表決結果否定他死刑延期的請求。同月１２日，州長施瓦辛格也拒絕動用赦免權免除其死刑。次日死刑執行。一個犯罪后真誠悔悟并以實際行動為社會作出突出貢獻的人，卻不能被改變極刑結果，這在一些人看來沒有道理。然而它體現了一個基本觀點，即法律權威至高無上，神圣性、嚴肅性不可動搖。這種對待死刑的態度，值得我們借鑒。

　　筆者以為，在刑罰執行上，還是應該強調“依法辦案”、“實事求是”、“寬嚴相濟”，這是司法活動的靈魂。如果不堅持這樣的原則和態度，會出現主觀上追求公正，客觀上卻背離公正；自以為符合人民利益，卻與之相悖的情況。同時我們應該加強社會統計工作，認真調查分析究竟社會公眾對減少死刑、廢除死刑是一種什么態度，贊成和反對的數量究竟有多少。在此基礎上，才能決定對這樣一個事關最重要的人權保障和社會穩定和諧的大問題的宣傳方向和實施力度、進度。（作者 方工 為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檢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