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惠州市環保局副局長黃細花6月2日下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寄出了一份緊急建議。建議國家價格主管部門暫時叫停銀行卡ATM跨行查詢收費。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局局長闞珂昨天下午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說，黃細花提出的這個建議屬于閉會期間一個代表提建議的行為，按照程序，全國人大常委會收到建議之后會分到全國人大常委會聯絡局，再將建議交給相關單位，比如銀行或者銀監會等有關部門，由這些部門承辦。“承辦單位自收到交辦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至遲不超過六個月，要給予提建議人答復。”

　　促使人大代表黃細花采取行動的，是近期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與交通銀行相繼宣布，從6月1日起，對銀行卡ATM跨行查詢，收取0.3元手續費。

　　“這次收費，來得迅速，而且涉及面如此之廣，我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有權提出建議，反映群眾的心聲。”

　　黃細花稱已經連同惠州的另一位全國人大代表，共同提交該建議。

　　據黃細花稱，這份緊急建議將包括三方面主要內容。一是建議銀行的上級主管部門銀監會對有損廣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費者的利益的行為，加強監管；二是建議國家價格主管部門，對本次收費暫時叫停，待組織聽證后，再行實施；三是建議有關方面對銀行中間服務收費加強法律審查，是否違反《價格法》、《合同法》等國家法律規定。

　　通過這份緊急建議，黃細花希望得到就此次收費的細節解釋，“比如銀行跨行查詢的成本是怎么核算的，收費具體幅度又是怎樣界定的，收取的款項準備怎么使用等。”

　　廣東省人大的有關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在人大會議休會期間，像約見、調查、走訪，這些都是人大代表的權力。“假如黃細花代表對有關部門所作的解釋不滿意，還有權要求對方作進一步的回應。”

　　但一位熟悉金融的人士坦言，相對復雜的金融系統，公眾絕大多數情況是信息不對稱的。假如人大代表真要挑戰銀行收費決定，就有必要獲取銀行內部財務數據。

　　對此，一位法律界人士稱，在法理上，全國人大對特定問題，享有充分的調查權。

　　另據了解，由于還沒有收到黃細花提出的建議，人大方面還不能確定具體的安排。而另一位法律界人士表示，即使人大就此成立調查委員會，也是由承辦單位做。

　　近年來，國內的商業銀行相繼對ATM跨行取款、小額賬戶占用費、借記卡的年費，以及ATM跨行查詢開始收取費用。雖然每次銀行增加收費范圍和價格都遭到眾多的質疑和反對聲，但銀行增加收費的步伐仍然不斷地向前邁進。

　　國有商業銀行收費層層加碼法理不足

　　又一次聽到了“國際慣例”這個詞匯。這一次，它被用作銀行卡跨行查詢收費和小額賬戶收費的托詞。此前，在銀行卡跨行取款、小額賬戶存款等原本“免費”、如今不再“免費”的服務品種中，消費者已經領教過其攻無不克之威力。

　　在一種純粹的經濟學語境中，企業在法律法規許可、甚或法無明文禁止的前提下，獨立自主地做出有利于己的選擇，總是有著“無可辯駁”的理由。在因壟斷而導致的市場失靈情況下，宣揚市場萬能的迷信最能合乎卡特爾的利益。

　　解釋這一現象并不需要太多的思量，但卻需要深入地反思。一個基本的國情判斷是，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改革已經進入到從增量向存量轉變的瓶頸階段。一段時間以來，國家對于金融、能源、通信等原本官商不分的行業及企業所采取的方式往往為兩條，也就是在微觀層面，寄希望于股份制改造提高其治理水平，在宏觀層面，則寄希望于逐步放松價格管制，通過市場化的價格手段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然而存量式改革的最大難點在于容易引發眾多既得利益者的不滿，為了盡可能地回避這種矛盾，在這些行業所進行的改革實際是妥協式的。也就是說，在這些所謂關乎國計民生的戰略性行業，改革的目的在于建立起合理完善的市場機制，但對于壟斷所帶來的超額利潤卻又是戀戀不舍的。#p#分頁標題#e#

　　基于這種改革的不完備，前期所進行的針對壟斷巨頭們的市場化改革，實際正走向以下兩種近乎必然的極端：一方面，在國家絕對控股的前提下，股改、上市之于國企治理方面的效力主要體現在，股價成為了考核經理人績效最為直接的評價標準，為此，高利潤、高派現幾乎成為了這些公司唯一的追求；另一方面，按照經濟學所指示的原理，“壟斷者的利益顯然不是在于把供給和需求調節到使他出售商品所能取得的售價，恰夠補償他的生產費用，而是在于把它們調節到能夠給他提供最大可能的純收入總額。”而由此兩點共同作用，稍有風吹草動，漲價即成為轉嫁成本、提升利潤的最便捷、最長效的機制。

　　作為合乎邏輯的結果，2005年以來，整個社會投資不斷呈現出利潤向國有壟斷企業集中的趨勢。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最具觀感的成就，亦往往來自于那些價格的制定者而非接受者。關于這一點，隨便翻閱海外上市的石油、通信乃至曾經長期虧損的金融企業修飾一新的報表就能發現，利潤驚人與效率低下“奇怪”但又顯著地結合在了一起。

　　這其實反映出改革的思路仍待厘清，因為理論與實踐俱可證明，通過壟斷而實現的國有企業利益最大化，往往是以犧牲社會利益最大化為代價的。這種體制在一個時期內可以有效運轉，但缺乏長久、穩定的支撐和動力，最終會因為微觀基礎的不牢靠、資源配置的低效率而招致拋棄。

　　仍然回到銀行卡跨行查詢及小額賬戶收費問題上來，起點的不同決定了國有銀行與外資銀行間的簡單類比既無必要，也不科學。中國的銀行改革，首先應該從充分性競爭市場的培育以及國有銀行自身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著手，在這一前提性工作未取得重大突破前，過分執著于報表數字與民爭利，極易導致改革步徑的混亂以及不恰當地推動改革進入零和博弈——很顯然，這是有悖于“花錢買機制”的初衷的。

　　最后，基于國情的復雜性，有必要提示另一種風險發生的可能。因為對于壟斷者的反感，所以在很多情緒化的探討中，回歸政府價格管制往往被當作立竿見影的建議被提了出來。而其實，通過政府規治以解決相應的市場失靈，效果總是可疑的。尤其是，一種金融組織同時生產兩種金融物品時(公共品和私人品)，很容易導致一系列艱難處理的麻煩，如將經營性風險轉嫁到政策性風險上，無休止地尋求政府補助等。這在目前銀行基本仍由國有資本掌控的情況下，實在是一種理當避之不及的局面。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伍靜妍 霍宇力 趙杰發自廣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