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經濟特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辦法》近日公布,該辦法第10條明確規定:“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尊重未成年人的隱私權和人格尊嚴,不得隱匿、拆閱或者廢棄未成年人的信件,不得擅自查閱未成年人的日記。”辦法的第43條對違反的行為作出了處罰規定:“違反本辦法第10條規定的,由其所在單位批評教育或者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據《南方日報》)
單位要管父母侵犯未成年人隱私權問題,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了這樣一個理念:教育孩子不單單是家務事,更是社會的事,因此,本著對社會負責的態度,家長也不能隨意侵犯孩子的隱私權,而社會也有義務對這樣的行為進行制止。從這一點來講,深圳的這一規定有其現實意義。
但是,法律的合理性不僅僅在于其理念,更在于其效果。這里就不能不提到法律和社會規范的關系。社會規范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調處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不一定是成文的,但能得到多數人的認同。作為法治社會的基本特征,調整社會關系的法律以成文的形式存在。在多數情況下,法律是對已有社會規范進行文字化的認定。但有些時候,法律的基本理念與社會規范就不盡一致,這時很可能出現的一種情況就是,法律規定幾乎無懈可擊,但是,在執行中要不屢碰釘子,要不就成了一紙空文,最典型的,是多數地方實施的“鞭炮禁放令”。
一位學者說,“法律是政治的晚禮服”,我們完全可以借用一句,“法律是社會規范的晚禮服”,也就是說,法律能取得良好效果的關鍵,應該是與社會規范內在的一致。以此衡量,“監護人偷看日記要處分”的規定將很難落到實處。首先,最大的障礙不是來自父母,而是來自孩子自身。作為私法的基本要求,“民不告官不究”,因此,處分的前提是孩子向父母的單位告發。孩子會這么做嗎?筆者認為,如果孩子無法突破“家丑不可外揚”這樣的傳統規范的話,他們是不會告父母狀的。而且作為孩子,也會有這樣的顧慮:父母受了處分,在單位的工作可能會受影響,長遠來看,對整個家庭也是損失。其次,障礙還來自單位。單位負責人同樣為人父母,在進行處分時,他們很可能會將心比心,而放自己的員工一馬,就像各地在執行“鞭炮禁放令”時,很多警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一樣。即使沒有故意放一馬,如何取證也是個問題。難道僅憑孩子的話就可以“定罪”嗎?這顯然不符合法律精神。當然,障礙同樣來自家長。家長會從內心里不服氣:我也是沒辦法呀!因此,他們要么阻止孩子產生向單位告發的想法,要么受了處分也消極對待。
保護孩子的隱私,從根本上講,并不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一個教育問題。家長們就都沒有“孩子也有隱私權”的想法?非也,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侵犯孩子隱私權的家長,有很多是知識層次比較高的。他們的誤區在于:只有徹底地了解孩子,才能教育孩子。這需要家長徹底轉變觀念,但這種轉變不是法律的強制所能做到的,正如父母對孩子的強制適得其反、激發了逆反心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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