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133條規定，犯交通肇事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這里的“因逃逸致人死亡”規定得比較籠統含糊，如何理解它成為解決許多交通肇事案件的關鍵。但從目前理論和實踐中對該問題的探討來看，人們主要關心的是“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適用范圍，少有人探討這一規定的法律性質。筆者以為，對“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性質之理解直接關涉其適用范圍。在此，筆者擬對該問題進行粗淺討論。
“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交通肇事罪的加重處罰情節。但是，究竟是什么性質的加重處罰情節目前理論上主要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交通肇事罪的結果加重犯。至于其理由論者基本上未加以闡述。在這些文章中，論者是將其作為一個基本命題而非待求證命題來運用的。另一種認為，該規定屬于情節加重犯。但是，它不是一種“單純的情節加重犯”，“因逃逸致人死亡情形是帶有一定結果加重色彩，并且其死亡結果本身又是該構成要件結果的一種復雜情節加重犯。”

筆者認為，上述兩種觀點都值得商榷。首先，該規定不應是結果加重犯。所謂結果加重犯，是指實施了基本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由于發生了刑法規定的基本犯罪構成要件以外的加重結果，刑法規定對其加重其刑的情形。由此可見，結果加重犯是基于基本犯罪和加重結果兩個部分構成。基本犯罪是指行為人的行為已經構成了刑法分則所規定的某種具體犯罪，觸犯了某種罪欠:加重結果縣稽犯罪行失所浩成的犯罪結果已經超出了該基本犯罪的構成要件，另又符合了刑法所規定的非該罪構成要件的結果。對于基本犯罪的罪過，以前認為只能是故意。但是，現在一般認為過失也可以是基本犯罪的罪過。如果基本犯罪的罪過是故意，則行為人實施基本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不一定要求發生基本犯罪構成要件所要求的基本危害結果，只要符合基本犯罪的構成要件即可;如果基本犯罪是過失，則行為人實施的基本犯罪的行為必須應該發生基本犯罪所要求的危害結果，因為過失犯是結果犯，基本犯罪的結果沒有發生，就不可能構成基本犯罪。由于交通肇事罪是過失犯罪，因此，如果“因逃逸致人死亡”是結果加重犯，則肇事者的行為必須首先構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在此基礎上又發生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加重結果。問題是，一些交通肇事案件在被害人死亡結果出現之前并不能認定為犯罪，因為肇事行為只是將被害人撞成輕傷，沒有達到交通肇事罪的立案標準，逃逸造成的死亡結果發生后，.行為人的行為才能被認定為交通肇事罪。例如，司機甲某日晚上10時許違規駕駛，撞倒路邊行人乙致其腿部骨折(屬輕傷)，乙當即躺倒在地呻吟不止。甲看見乙既未流血，也沒有昏迷過去，自認乙的傷勢并無大礙。為了逃避責任，甲慌忙駕車逃走。乙因小腿骨折不能行走，適逢當夜大風降溫，天氣異常寒冷，第二天人們發現乙時，乙已凍僵身亡。根據交通肇事罪的構成要件，甲的行為認定交通肇事罪無疑。但是，如果將“因逃逸致人死亡”解釋為結果加重犯，就會帶來兩個問題:其一，將會出現沒有基本罪的結果加重犯。類似上述案件中，被害人的死亡確實是在行為人逃逸的過程中發生的，屬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被害人的死亡結果也就成為結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結果。但是，也正因為該死亡結果被作為了加重結果，而不是犯罪構成要件中基本結果，因此，交通肇事罪自然無法認定，于是就出現了基本犯罪不成立的加重結果犯。這顯然是不可能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第二，實踐上，類似上述案件將會出現無法定罪或錯誤定罪的情況。既然將“因逃逸致人死亡”理解為結果加重犯，上述案件無法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于是，案件的性質就只有兩種可能:不構成犯罪或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不構成犯罪顯然是不可能的。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也不合理，因為，無論從案件的性質還是從犯罪構成要件來說，本案構成交通肇事罪都應該是沒有問題的，而新刑法第233條規定，過失致人死亡的，“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交通肇事罪是過失致人死亡罪的特別規定條款，行為人的行為構成該罪時，當然應該定該罪，而不應該定過失致人死亡罪。否則，就抹殺了交通肇事案件的性質。那么，對“因逃逸致人死亡”作何理解，才不會影響對交通肇事案件的定性呢筆者認為，應將“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性質界定為情節加重犯。所謂情節加重犯，是指在基本犯罪的基礎上，因具有一定的加重情節，刑法為此規定了較基本犯罪法定刑重的法定刑。情節加重犯與結果加重犯的區別在于，前者是綜合指標，可以是主觀的，也可以是客觀的，后者只能是客觀的;當某種犯罪的結果是成立基本犯罪的要件時，該種結果必定不是結果加重犯中的結果。因此，當以該種結果為內容規定加重處罰情節時，該規定就絕不可能是結果加重犯，而只能是情節加重犯。這樣理解既不會影響基本罪的定罪，也不存在重復評價的問題，同時還保證并明確了該種加重處罰規定的性質。“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重點在于“因逃逸”，而“因逃逸”是一種主觀上的因素，具體說就是犯罪動機;該動機較之不是因為逃逸而是主動護送被害人搶救，只是由于離醫院太遠而未能及時搶救導致的死亡等情況來說，無疑具有更深的主觀惡性，所以刑法才規定加重其刑。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死亡結果則是交通肇事罪的構成要件。可見，如果將“因逃逸致人死亡”理解為結果加重犯，這一死亡結果就不能當作交通肇事罪構成的成立要件了;如果當作情節加重犯，則死亡結果可以當作該罪的構成要件。從而，因將“因逃逸致人死亡”理解為結果加重犯所帶來的問題則可以得到有效解決。
其次，筆者以為，第二種觀點站在情節加重犯的角度理解“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規定，無疑是可取的。但是，該論者的觀點又存在一些問題，(1)該論者認為情節加重犯有單純的情節加重犯與復雜的情節加重犯之分，這一主張似有為了論述而創造概念之嫌。要知道，刑法理論中從來都沒有什么“單純的情節加重犯”與“復雜的情節加重犯”這樣的概念，如此隨意不加充分論證就提出一個新命題的做法，是違背科學研究的客觀規律和要求的.(2)該論者認為“因逃逸致人死亡情形是帶有一定結果加重色彩，并且死亡結果本身又是構成要件結果”。這一論述首先犯了雙重評價的錯誤，因為，該論者明確承認這一規定既具有結果加重性質，又是基本犯罪成立的構成要件。這也就是對被害人死亡進行了兩次的法律評價。其次，該論者一方面認為不應將“因逃逸致人死亡”作為結果加重犯，另
一方面又沒有擺脫結果加重犯的束縛，仍然囿于結果加重犯的案臼;于是，論者得出了“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一個兼有結果加重犯與情節加重犯雙重性質的規定，即所謂“復雜情節加重犯”。這一結論實際上并沒有給人以明確的答案，反而使“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性質變得更加模糊。而且，“復雜情節加重犯”這一命題本身的科學性尚需論證。

綜上，筆者認為，將“因逃逸致人死亡”解釋為情節加重犯，既不違反刑法中的有關理論，又能有效解決實踐中此類交通肇事案件的定性問題，并使“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規定充分發揮化田曰空現吉件老的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