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震驚寧波市500余萬市民的謝建邦受賄一案，前天起在這里開庭公審。受謝建邦的委托和寧波市導和律師事務所的指派，我們擔任謝建邦的辯護人，履行法律賦予辯護人的職責。

　　在開始我們的辯護之前，請法庭允許我簡要地說幾句題外的話語：

　　首先，辯護人對本次庭審完全采用抗辯式表示極大的欣賞和由衷的感謝。三天來，法庭讓被告人充分陳述了他的意見，為辯護人提供了良好的辯護條件。

　　其次，辯護人清醒地看到，當前，腐敗現象在干部隊伍中已呈上升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嚴重影響了我國改革、建設。發展的進程。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律師，在思想上、政治上同黨中央是一致的，同廣大人民的感情是一致的。對一些破壞黨的威信的腐敗現象，同樣深惡痛絕。但是，我們既然是律師，在國家憲法已確立依法治國的今天，就不能以感情代替法律，也不受律師職責以糾因素的影響。我們只能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或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 再則，由于謝建邦案發前系寧波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正廳級干部。案情的特殊性，使我們深深地感到為其辯護的責任之重大，工作之艱難。這一點，在開庭前，我們已深有感觸。然而，我們也欣慰地看到我國《律師法》明確規定：律師依法執業受法律保護，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據此，我們將本著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無畏無懼地發表我們的辯護意見。使法庭可以兼聽則明，最終求得對本案的公正判決。

　　下面，我們向法庭發表我們的辯護意見。

　　本案公訴人以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檢察院浙湖檢刑訴字(1999)第10號起訴書指控謝建邦的行為構成受賄罪，且情節特別嚴重又認罪態度差。

　　對此，我們表示不能茍同。

　　一、關于本案的證據

　　在本案中，公訴人作為主要證據提供給法庭以證明謝建邦收取了他人賄賂的證據共有十份;其中三份為謝建邦本人的供述，請法庭注意：我這里所說的是“供述”而不是“供述與辯解”。按理，被告人的辯解，應當作為主要證據提供給法庭。但遺憾的是，直到開庭前，辯護人卻始終沒有看到。也許公訴人會說謝建邦沒有辯解，所以無從提供。可問題是，如果謝建邦沒有辯解，又何來起訴書所指控的“認罪態度差”呢?

　　可見，辯解還是有的。但既然有，又為什么不提供呢?惟一的解釋只能是提防我們辯護人看見，順著謝建邦辯解的內容和方向去調查核實。這怎么能使庭審公正呢?尤其是在實行抗辯式庭審方式的今天。辯護人還提請法庭注意的是，指控謝建邦主要犯罪部分的供述(即謝建邦與吳彪的經濟往來那一份)，其時間是1998 年的8月8日。法庭調查證實，本案立案的時間是1998年8月25日。也就是說，在立案前17天，在謝建邦還在紀委接受審查時，控方就對謝建邦進行了詢問。這樣的證據在程序上的合法性是令人置疑的，尤其是作為主要證據。對此，請法庭能予以充分的重視與考慮。因為，這一違規取證的現象，類同的出現在作為主要證據的吳彪與余金娣的證詞中。特別是吳彪的證詞，時間為1998年的8 月20日，距謝案立案前五天。從內容上看，前面還有幾份，而且內容不一。請問，這樣的證據合法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至于余金娣的證詞，辯護人已提供了由余金妹親筆書寫的其在作證時的情況說明。在余金梯被逮捕未能出庭的情況下，我們認為，余金娣的親筆書寫，足以抗衡公訴人提供的余金娣的所謂證詞。如果法庭認為余的親筆書寫是復印件，則可以向其子女調取原件。

　　辯護人要指出的另一點是，控方違規取證還出現在以下方面：在偵查階段，審查起訴的人員就一同參加。到了審判階段，偵查人員和起訴人員又聯合違規提審。如此置證據的法律性于不顧的作法，怎能保證證據的客觀性和公正性?怎么能成為定案的依據?

　　也許控方已意識到了自己取證行為的違規性，為了證明其提供的證據是可信的、合法的，當庭播放了謝建邦、吳彪、余金娣的審訊錄像。可恰恰是播放的錄像，進一步證實了控方取證的違法性：一沒有被錄像(本人)對錄像內容的承認陳述，謝建邦也當庭稱他根本不知道在錄像;二不能提供錄像制作過程的文字說明。根據最高法院《關于執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三條規定這些錄像資料不能作為證據。

　　更令辯護人無法接受的是，在辯護人三次請公訴人提供錄像制作的文字說明，公訴人當庭回答無法提供，法庭記錄在案的情況下，第二天播放余金娣的錄像時，公訴人戲劇般地提供了一份既極不正規的，又明顯補寫的所謂文字說明。這種褻讀法庭、欲蓋彌彰的行為，辯護人實難相信是公訴人所為。

　　程序的違法，將導致尸體的錯誤。違規取得的證據，其客觀真實性是令人置疑的。

　　在本案中，且不說謝建邦當庭翻供并對其早先的述供作了解釋。吳彪的錢是從哪里來的?公訴人未能舉證。

　　謝建邦收的錢去何處，公訴人亦不能舉證。

　　吳彪說，一部分錢是向公司財務呂賀琴處借的。可呂賀琴的證言未經出示與質證，也沒有相應的財務帳單。

　　吳彪說，一部分錢是從保險箱里拿的。可小金庫的相關證據卻不見蹤影。

　　吳彪說，美金與港幣是從郁國祥那里拿的。可郁國祥證明在1995年根本未給過吳彪錢。

　　郁國祥在1996年的秋天，確實給過吳彪1萬美金和10萬港幣。可在原寧波市人民銀行行長孫茂本的受賄案中，吳彪講這些錢給了孫茂本。同一筆錢，在孫案中，是孫的贓款。在本案中，怎么又成了謝的贓款?

　　至于10萬港幣，就算吳彪沒給孫茂本一分，可到了謝建邦手里怎么變成了11萬呢?

　　薛維海在9月份已不是謝的秘書了。吳彪還說在1993年的11月份與謝的秘書薛維海聯系。

　　謝建邦自己不拿手機，吳楞說與謝的手機聯系好。

　　這樣的證詞怎么令人相信?怎么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辯護人還提請法庭能充分考慮這樣一個事實，謝建邦對化解寧波金融風險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他在開發區審計局對金鷹集團進行審計后，堅持寧波市審計局再次審計及延伸審計。這些，已在辯護人提供的寧波市政府辦公廳的文件與會議記錄中得到證實。辯護人還想告知法庭一個事實;在金鷹集團出現問題時，是謝建邦及時布置了寧波市公安局對吳彪進行控制，并收繳了吳彪的護照。如果不是這樣，也許吳彪今日已逍遙在國外。對這一事實，本辯護人調查了寧波市公安局長鄭杰民。鄭局長因公務忙，他在電話中告訴辯護人：有關此事，已向中紀委調查組人員匯報過了，中紀委有記錄在案。對這一事實，在秘書陳興土的證詞中，也和以得到旁證。據此，我們不妨反過來思考一下，如果謝建邦真的收了吳彪那么多的錢.他不是巴不得吳彪早日出走嗎?一恨一怒，一真一偽之下，對吳彪證詞的真偽，相信法庭能夠作出正確的判斷。

　　我們再來看其他的幾份主要證據。在法庭調查中，謝建邦本人已對該幾份主要證據闡述了他的意見，我不再重復。我要說的是，在辯護人對上述證人的走訪調查中，遇到一個普遍的現象：噤若寒蟬，欲說還休。其中有一位明確地講，我若說了不同的話，你律師是否能保證我不以偽證罪被捕?由此，我不得不提到謝建邦妻子余金娣被捕的事情。余金娣被捕，看似與本案無關，實質是本案的要害。它導致其他證人即使說錯了話或者記憶上出了些混亂，也只能將錯就錯。否則，就有余金娣的榜樣在先。辯護人十二萬分的不理解，控方憑什么在法庭來對謝建邦定罪的情況下，就對其妻子余金娣以偽證罪逮捕呢?一個證據是否偽證，最終要由法院來認定，檢察院作為控方，在自己所經辦的案子未開庭前，對案中的證人以偽證罪予以逮捕，法律依據是什么?如果這樣合法的話，還要法院干什么?

　　此外，關于韓岳良的證詞。公訴人置韓與謝是往來十分親近的親戚，謝早在1989年就借錢給韓岳良，以后韓又向謝集資73000元的事實于不顧，列出提綱，叫韓按提綱書寫，違反了全面。客觀、公正地收集證據的規定，不得不使辯護人對這些證據的證明力產生懷疑。

　　據此，辯護人鄭重向法庭請求，在審查韓岳良、王維和、葉錫宏、程少良、高勤、姚云龍等幾份主要證據時，望能認真考慮我們以上的意見。

　　最后，關于證據的關聯性。

　　三天來，在公訴人出示的所有證據中，除了吳彪的證詞(遺憾的是其還沒有到庭)，其他的證據都不能直接證明謝建邦收受了吳彪的賄賂。而間接證據在所謂贓款的來源、去向、旁證等方面又沒有形成環鏈。盡管公訴人出示了很多的調查材料，但是這些材料既與證明被告人有罪無必然聯系，又表明：1.吳彪行賄款來源不明，與事實有嚴重矛盾。2.謝建邦用合法有效的投資方式使自己的財產增值。3.謝建邦確實在化解寧波金融風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在查清責任、控制吳彪等問題上態度堅決明確。對此，請法庭能充分地、認真地予以考慮并望采納。

　　二、從刑法對受賄罪的規定分析本案

　　眾所周知，受賄罪的構成，需要有兩大要件。一是利用職務之便，二是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并為他人謀利益。

　　在本案中，“索取”無從談起，只是“非法收受”。那么為他人謀利就成為本案不可或缺的要件。現在，我假定公訴人指控的所有證據都是合法的、客觀的。真實的，在這個假定的基礎上，來分析一下謝建邦為他人謀利益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