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限合伙立法中，為了防止有限合伙人利用其有限責任地位為自己謀取利益或損害其他合伙人的利益，保護債權人的利益，一般都有禁止有限合伙人參與合伙的規定。例如，《深圳經濟特區合伙條例》第六十一條第一款規定：“有限合伙人不得參與有限合伙企業的經營管理。”修訂后的《合伙法》第68條第1款規定：“有限合伙人不得執行合伙事務，不得對外代表有限合伙企業。”有限合伙人只要參與合伙企業的經營管理，無論其參與的程度、范圍和動機如何，是否會絕對失去有限責任待遇。對此，德國在民法體系中采取了較為寬容的態度，一般允許有限合伙人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而不剝奪其有限責任。1916年前，美國對這一問題有嚴格的限制。有限合伙人只有嚴格遵守法律的限制，才能享有有限責任。有限合伙人不得以代理人或其他身份開展合伙業務。有限合伙人必須保持被動，不能參與企業的運營和管理。否則，只要第三方能夠證明有限合伙人的某些行為構成對經營管理的干預，有限合伙人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例如，1882年《紐約州有限合伙法》規定，有限合伙人既不能代表合伙企業進行任何交易，也不能擔任合伙企業的代理人或律師。一旦有限合伙人從事了這些法律禁止的行為，他將被視為普通合伙人，并承擔與普通合伙人相同的責任。當時，一家法院在其判決中指出，無限責任是有限合伙人干預合伙企業事務管理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雖然很少有法院探討這一原則背后的法律原則，但一些法院指出，這一原則是為了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債權人錯誤地將參與合伙企業管理的有限合伙人視為普通合伙人。然而，后來發現，此類規定對有限合伙人不公平。畢竟，有限合伙人將大部分資產投資于企業。任何投資者都有權關心其投資狀況，訪問相關金融賬戶并參與一些必要的管理，這是否反映了有限合伙立法的初衷，即簡單地強調保留其消極義務并完全禁止有限合伙人參與企業的運營和管理是合理的

早期的《有限合伙法》不適應業務發展的需要，對有限合伙人的權利施加了太多限制。為了保護有限合伙人的權益，美國對立法進行了相應的修正，1916年《統一有限合伙法》的主要起草人威廉·德雷珀·萊維斯教授，指出，ULPA與當時各州有限合伙法的區別在于，ULPA反映了向有限合伙人提供“與公司股東承擔有限責任時一樣的安全感”的意圖。ULPA規定，只有知道有限合伙證書且所述事實不真實的有限合伙人才會失去其有限責任，并且只對信任證書真實性并提供有限合伙貸款的債權人負責。只有在一些非實質性方面，才不符合法律形式，有限合伙人才不會失去有限責任的保護。該條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有限合伙人承擔無限責任的風險。然而1916年的《統一有限合伙法》還規定，“如果有限合伙人除了行使其作為有限合伙人的權利和權限外，還控制了企業，那么有限合伙人應承擔與普通合伙人相同的責任。”“，在美國法院的司法判決中，逐漸形成了兩個標準：一是數量標準。根據這一標準，如果有限合伙人廣泛參與合伙企業的事務，有限合伙人應承擔與普通合伙人相同的責任；二是實際信托標準。根據這一標準，除了pa盡管1976年修訂的《聯合有限合伙法》仍保留有限合伙人參與合伙企業事務時應承擔公司債務的規定，但有限合伙人參與合伙企業事務的行為也必須使債權人錯誤地理解有限合伙人是普通合伙人，它還限制了該條款的適用，進一步減少了有限合伙人的責任。“控制”的第一個標準保持不變，第二個標準變化如下：如果有限合伙人對合伙企業事務的控制在實質上不等同于普通合伙人權利的行使，則有限合伙人只需對實際知道其參與了合伙企業事務控制的債權人負責，并且不需要對不知道的債權人負責。然而，1976年的法律沒有解釋如何構成控制，只是通過列舉的方式在第303（b）節中規定了除外責任。有限合伙人不一定僅僅因為參與其中一項或多項行為就參與對合伙企業的控制。它仍然沒有解決安全港以外的行為是否會導致有限合伙人的無限責任的問題。隨后，1985年的修正案進一步擴大了修訂后的《聯合有限合伙法》中安全港條款的內容，并增加了一些其他合伙人權利，如高級管理人員、董事或股東作為集團普通合伙人對增加普通合伙人進行投票等。2001年，再次修訂了《ULPA》。根據新的ULPA，即使有限合伙人參與有限合伙企業的管理和控制，他們也不再承擔無限責任。從美國有限合伙法的立法演變歷史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意圖已經從單純保護外部債權人的利益轉變為也強調保護投資者的合伙權益，即，盡量使有限合伙人在一定程度上參與有限合伙企業的管理，而不必承擔無限責任。中國在一定程度上采納了這一立法理念，修訂后的《合伙法》第68條第2款“有限合伙人的下列行為不應視為執行合伙企業事務：1、參與普通合伙人加入或退出合伙企業的決定；2、對企業的經營管理提出建議；3、參與選擇會計師事務所承擔有限合伙企業的審計業務；4、委托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審查有限合伙企業經審計的財務會計報告；（五）涉及有限合伙企業自身利益的，查閱有限合伙企業的財務會計賬簿和其他財務資料；6、在有限合伙企業中，當合伙企業的利益受到侵犯時，向責任合伙人主張權利或提起訴訟；7、管理合伙人怠于行使權利時，應督促其行使權利或以自己的名義為企業利益提起訴訟；8、依法為企業提供保障。然而，判斷標準是更有利于保護債權人的“信托標準”，而不采用“控制標準”。《合伙法》第76條第1款規定，“如果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有限合伙人是普通合伙人，并且與之有交易，有限合伙人應對交易承擔與普通合伙人相同的責任。“

由于我國法律和信用體系的不完善，有限合伙企業有限合伙人面臨的最大風險是相對于普通合伙人的信息不對稱。普通合伙人很可能利用其管理權的排他性，采取各種手段進行暗箱操作，損害有限合伙人乃至第三方的利益藝術。作為有限合伙人，投資者不能干預合伙企業的日常運營。任何投資者都會擔心這個問題。因此，如何平衡有限合伙人與普通合伙人的權利和責任，降低有限合伙人的風險，是有限合伙企業中一個非常重要和關鍵的問題。安全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但不是全部。我們應該尋求更合理的制度來解決上述問題，賦予有限合伙人一種與公司股東類似但不平等的權利，適當擴大有限合伙人的經營管理權限，使其不再是企業經營管理的局外人。修訂后的合伙企業L第68條第2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