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定義民法上的合同概念可分為廣義合同和狹義合同。廣義的合同是指確立權利義務內容的協議，包括經濟合同、行政合同、勞動合同等；狹義合同是指確立、變更和終止民事權利、義務的合同，包括物權合同、身份合同等。目前，我國有兩部關于合同概念的民法。一是合同法第二條：本法所稱合同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主體平等的組織之間訂立、變更和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其次，《民法通則》第85條：合同是當事人之間建立、變更和終止民事關系的協議。在司法實踐中，上述合同以書面、口頭和其他形式存在。合同詐騙罪的“合同”概念沒有明確的司法解釋。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可以看作是合同詐騙罪的雛形規定，包括“利用經濟合同詐騙公私財產”的提法。現行刑法將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分開，將其從侵犯財產罪一章中分離出來，并將其歸入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秩序的范疇。從這個意義上說，合同詐騙罪的“合同”應當是反映市場交易內容的債權、財產權合同，而不包括行政合同、勞動合同、婚姻合同等，因為刑法新規定了集資、貸款、票據等罪名，財務憑證、信用證、信用卡、貴重憑證和保險欺詐在財務欺詐一節中，合同欺詐合同自然不包括上述內容。在實踐中，利用抵押、質押、合伙、承包、租賃、合資、交易、加工承包和托管合同等進行欺詐，必然會違反國家合同管理制度和市場經濟秩序

合同詐騙罪的“合同”不僅是詐騙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法，也是該罪的特征。在合同詐騙罪中，合同可以是無效合同，也可以是有效合同，可以是書面合同，也可以是合同法規定的其他形式，如攝影、錄像、電子郵件等。口頭合同應排除在合同詐騙罪的“合同”之外。《合同法》規定，除即時結算外，還必須以書面形式進行，而《合同詐騙法》第條規定，“在合同簽訂和履行過程中”，所謂的簽訂就是簽訂和締結的意思。如果兩者一致，那么合同詐騙罪的“合同”自然不包括口頭合同。在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形式和法律效力不影響詐騙罪的成立。合同詐騙主觀犯罪

合同詐騙主觀犯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直接故意犯罪。合同詐騙是一種有目的的犯罪。目的犯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中。為了達到詐騙財產的目的，犯罪人必須積極采取各種合同詐騙手段，使對方陷入錯誤認識，實現其犯罪目的。在現實生活中，在簽訂合同時，行為人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夠履行合同或根本無法履行合同。在收到另一方的付款或押金后，他不積極履行合同，并占用另一方的付款或押金。這種情況不能認定為合同欺詐。有人認為，這種情況下的行為人沒有積極行動，其心理狀態是間接故意，不構成合同欺詐。作者認為這種觀點是有偏見的。在簽訂合同后，行為人必須面對兩種選擇：要么履行合同賺取利潤，要么進行欺詐和占有財產。當他們不能履行合同時，他們必須選擇欺詐，以擺脫合同規定的義務并占有財產。當行為人意識到履行合同的能力存在問題，仍然簽署合同收取款項或押金時，這種“能賺就賺，賺不到就騙”的心理狀態就存在了，這隱藏了欺詐的犯罪意圖，但在簽訂和履行合同的過程中，有一種從自由放任到希望的心理變化，這仍然是一種直接的意圖，而且，不履行合同與履行合同之間不存在本質區別。合同欺詐和合同糾紛

合同糾紛是雙方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行使權利和義務而產生的糾紛。在司法實踐中，公安機關將合同糾紛作為合同詐騙進行立案偵查的現象屢見不鮮，已成為地方保護主義的一種重要形式。《合同詐騙法》從合同訂立資格、履行能力、履行方式等方面規定了幾種情形，這些情形更加具體、明確，但當合同中存在欺詐時，就更難與合同詐騙罪相區分。所謂合同欺詐，是指在合同簽訂和履行過程中，一方故意將不真實的情況作為真實意思表示，使另一方陷入錯誤理解，從而實現某些權利義務的發生、變更和消滅。它與合同詐騙罪的區別在于其動機和目的不同。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只想單方面享有合同權利，不愿意履行合同義務，其目的是非法占有合同另一方的金錢。合同欺詐行為人采取欺詐的方式，目的是使對方產生錯誤的認識，從而使一項對自己有利的法律行為間接謀取一定的非法利益。總之，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罪的本質區別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沒有履行合同的誠意，具有非法占有對方財產的目的，單位可以構成合同詐騙罪，并規定與自然人不同的處罰標準。《國家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規定，單位實施貸款詐騙，符合合同詐騙罪構成要件的，應當定罪判處合同詐騙罪。筆者認為，這種準司法解釋是不恰當的。首先，《刑法》在第三章的不同章節中分別規定了貸款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正如本文中合同詐騙罪的合同不包括貸款等合同一樣，貸款詐騙罪也與合同詐騙罪相分離，這兩種罪行的犯罪構成不同。貸款詐騙罪的主體是自然人，合同詐騙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其次，在法律適用上，特別條款優于普通條款是一項基本原則。當一個行為違反了貸款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它無疑應該被定罪和判刑。第三，由于貸款詐騙罪不存在單位犯罪，適用合同詐騙罪也違背了罪刑法定原則。僅僅因為自然人和單位的原因，用不同的標準來判斷同一性質的行為顯然是不恰當的。該行為的特征符合貸款詐騙罪，但不屬于自然人犯罪的，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按照不構成犯罪的原則認定為無罪。筆者認為，《會議記錄》的規定是一種擴大解釋，超出了司法解釋的范圍

由于立法的時代和技術，合同詐騙罪的缺陷日益顯現。為了解決合同詐騙罪司法實踐中存在的爭議，我們只能盡快對其進行科學合理的修改，使法律本身更加完善，以便于執法人員正確理解和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