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陰陽合同的典型案例與效力認定

A擁有一套三室兩廳的房屋，已經使用了五年，當時購買的價格是45萬元人民幣。2005年3月，A將該房屋轉讓給B，A和B同時簽訂了兩份房屋所有權轉讓合同。第一份合同約定，房屋轉讓的價格為45萬元人民幣，該合同在當地房屋管理部門備案。第二份合同約定，房屋轉讓的價格為65萬元人民幣，該合同未在房屋管理部門進行備案。并且，A和B實際上是按照第二份合同約定的價格履行的。由于轉讓備案的價格與原始購買價格一致，因此在備案合同上不存在增值，因此也未就實際轉讓增值部分繳納稅款。

上述案情事實已經很明確，但是，如何認定這兩份合同的法律效力?有人說，兩份合同都無效，因為存在隱瞞事實的行為;有人說，合同是雙方自愿的，都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也有人說，兩份合同一份有效，一份無效，應當以實際執行的那份合同為準。由此，引出一個問題，即這類合同的法律效力如何認定的問題，這也是本文要探討的核心問題——陰陽合同。

(一)何謂陰陽合同

陰陽合同并不是法律概念，在合同法中并無嚴格的對應條款來界定其內涵。就其根本性特點而言，陰陽合同主要指為了實現一個交易目的，合同當事人簽訂兩份不同的合同，一份合同具有公示性，另一份合同具有隱蔽性。同時，合同當事人往往有規避法律、法規或者規范性文件的意圖，或者有獲取非法利益的目的，也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在其中一份合同里“有貓膩”。由此可見，陰陽合同最大的特點是陰陽并存，即公示性與隱蔽性同在，公示性是實現隱蔽性的必要形式，二者缺一不可，而且兼有違法性的特點。

(二)陰陽合同的效力如何認定

在本案中，A與B簽署陰陽合同，有逃避增值部分稅收的目的，這種行為顯然不是合理合法的稅收籌劃，A和B雙方或者A和B其中的一方有非法利益存在。筆者認為，根據《合同法》誠實信用原則以及合同實際履行的原則，應當認定“陽合同”無效、“陰合同”有效，并追繳相關稅款，同時將“陰合同”變更為陽合同。

但是由此并不能引出一般情況下陰陽合同的處理原則。因為事實上還存在另一種情況，我們且看下面的案例(為敘述之方便，本文中將上一個案子稱為第一個案子，將下面的案子稱為第二個案子)：

為了確立C為D提供服務的關系，C和D簽署了兩份服務合同，在第一份合同里，C和D約定服務費用為100萬元人民幣(該服務有定價的一般標準，100萬元人民幣符合規定，下面的60萬元人民幣不符合規定)，該合同按照規定在有關部門備案;在第二份合同里，C和D約定的服務費用為60萬元人民幣。并且，C和D實際上是按照第二份合同約定的價格履行的合同。

第二個案子與第一個案子最大的不同是，備案的合同價格條款高于實際執行的合同價格，“陰合同”的價格低于“陽合同”的價格。那么是以備案的合同為準還是以實際執行的合同為準?筆者以為，在第二個案子中應當以備案的合同為準，而不能以實際履行的合同為準。原因是當事人具有規避規定價格、合謀不執行規定的目的。因此，應當確定“陰合同”中的價格條款無效，以“陽合同”約定的價格為準。相應的稅費也應當按照“陽合同”的價格約定來處理。在第二個案子中，“陽合同”取代了“陰合同”。

綜合第一個案子和第二個案子，可以作進一步的引申，則陰陽合同的處理主要有以下三種情況：

1.根據規定需要批準的合同，以批準的合同為準，這是一般原則;但是如果批準的合同沒有實際履行，而實際履行的合同中有違法利益，則以實際履行的合同為準。

2.根據規定需要備案的合同，以備案的合同為準，這是一般原則;但是如果備案的合同沒有實際履行，而實際履行的合同中有違法利益，則以實際履行的合同為準。

3.如果簽訂的兩份合同，按照規定，既不需要批準，也無須備案，則以實際履行的合同為準。

這就是如何認定陰陽合同的基本標準，但是，由于目前沒有針對性的司法解釋，這只能是筆者個人基于對法律的分析、理解、領悟所得出的結論。

二、陰陽合同的成因

陰陽合同的產生源于利益驅動、法律漏洞、監管不力、社會風氣、僥幸心理等諸多因素的作用：

(一)利益驅動

人總是會受到某種內在力量的驅動，這種驅動在一定的時候會轉化成一種外在的力量，從而對外在的事務產生影響。同時，對外在事務的影響會反饋到內在，因而形成一種力量的演變。馬*洛的需求層次論將人的追求分成五個層次，其實一言以蔽之，就是兩個層次，一個是利益需求，另一個是精神需求。也就是說，人們要追求什么，除了可以受利益驅動外，也可以受精神驅動。精神驅動，通俗的說法是“夢想驅動”。但若缺乏利益驅動，精神驅動也難以持久。很顯然，陰陽合同主要是受利益驅動而簽署的。

就法律層面而言，利益驅動有兩種，一種是合法利益的驅動，一種是非法利益的驅動。而陰陽合同的利益驅動常常是合法利益與非法利益共存一體，一般情況下，合法的利益以“陽合同”的形式表現出來，非法的利益以“陰合同”的方式表現出來。當然也存在例外情況。總之，陰陽合同是非法利益與合法利益的結合體。

(二)法律漏洞

“我可以完成一次重要的分裂，僅僅一次，就可以干得完美無缺”。完美無缺是詩人的語言，法律卻無法完美無缺，因為總是存在與時代發展特點有一定對應關系的法律漏洞。當實際事件需要法律規定而法律本身又沒有進行規定時，法律漏洞就產生了。因此法律漏洞也被稱作法律缺失或法律空白。

“我的朋友，一切理論都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法律不是灰色的，但是，由于成文法具有穩定性的特征，又不可能規定一切(其實規定一切不但做不到的，而且毫無意義)，一定程度上導致法律與變動不居的生活的脫節。這種脫節就是活生生的法律漏洞，有漏洞的地方就有利用漏洞者，盡管有人是自覺的、有人是不自覺的。觀察一下上述兩個案子中的當事人，我們不難發現，他們都是法律漏洞的自覺運用者。

(三)監管不力

監管不力的主要表現是，按照規定應該監管，但事實上沒有監管或者監管不到位。其結果是，不當行為得不到應有的處罰。事實上，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單純依靠道義上的譴責，沒有任何實際意義，更起不到任何實質性的作用。譴責起不到作用，反而更加顯示出監管的無能為力。

監管不力有兩方面的原因，從客觀上講，由于在一定時空環境下鞭長莫及，因此造成監管不力;從主觀上講，不是不力，而是能為而不為或“有所為有所不為”，或者是推遲，這是一種“且放白鹿青崖間”式的監管不力，并且一旦情況發生變化又可以“須行即騎訪名山”。監管權在這里已經異化。

(四)社會環境

人是一定社會環境下的產物，如果一定的社會環境下，有人親眼目睹不法利益很大而未受到相對應的法律制裁(或者這種制裁姍姍來遲)，或者至少按一般推理可以得出上述判斷，那么這樣的氛圍就是一個不利于法律規定得以實現的氛圍，不僅如此，反而會形成另外一種規則，那就是以“陽合同”為名而行“陰合同”之實的規則。而在對違規違法行為缺乏有效的制裁措施的時候，要求人們尊重法律、自覺執行法律，是對人性提出了過高的要求。

(五)僥幸心理

僥幸心理主要是指行為人對自己的違法違規行為具備一種想象力，“自信”能夠逃避追究。如果事實上存在僥幸逃脫者，哪怕只有一個，也會成為重要的先例，遵循先例的判例法基本原則竟然在這里“實現”了。可見僥幸心理的產生也是有現實基礎的，它是客觀環境與主觀意識相融合產生的毒素。

三、陰陽合同的危害

(一)特定的危害

陰陽合同的危害，就個案來說，其所損害的是特定的對象。如第一個案子，就直接損害了國家的稅收利益，是陰陽合同的當事人通過合謀來實現對國家稅收的逃避，在逃避國家稅收的同時實現自身利益。而且如果陰陽合同的當事人之間發生糾紛，交易成本就會提高，不利于維護正常的交易持續。

(二)不特定的危害

當陰陽合同不僅僅是小范圍存在，或者雖然只在某一個領域存在，但是影響面已經擴大，則陰陽合同損害的就不是特定的對象了，而是不特定的對象——社會層面了。陰陽合同得行其道所侵害的是社會對正常交易的信心，侵害的是更多的人對法律的忠誠與敬重。尤其是陰陽合同的產生與監管不力關聯度加大時，更是如此。如果合同當事人與監管部門合謀行動，即執法主體與執法對象之間達成某種默契，則其損害比起國家稅收的損失，更具有殺傷力——因為傷害了人心。執法者傷害了人心，進一步給人的感覺是法律傷了人心。一時一地的利益損失可以很快挽回，但是，人對于法律的忠誠與信心并非一朝一夕可以造就，而其受損也非一朝一夕可以修復。

總的來說，陰陽合同的危害不但是物質利益的，也是心理的。物質利益的危害與心理方面的危害是相關聯的，當物質利益的基數越大，其對社會的影響就越大，大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從個體的心理受到影響擴大到社會的心理受到影響，這是不折不扣的量變質變原理。

四、陰陽合同的法律對策

誠然，陰陽合同是綜合因素作用下的產物，但陰陽合同并非不可以防范、不可以治理。

(一)立法、司法

關于陰陽合同，目前在立法上尚無明確的對應條款，但在具體的執法過程中，地方上已經進行了一些很有針對性的嘗試，比如引入中介機構進行交易的評估，使權利的制衡更加趨于合理等。這對于今后的立法是一種有益的嘗試，其結果將會使立法的技術性更加周密，從而使法律漏洞得到及時的填補。

從司法的角度講，法律的實現不是自動的，司法工作十分關鍵。尤其是在法律僅有原則性規定時如何實現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內在精神，更是司法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關于陰陽合同的法律規制問題，在司法解釋的層面上應該有所作為。

法律問題的發現與法律問題的解決也有賴于立法司法的良性互動，以及立法司法與社會生活的現實互動。在立法上我們實現了與社會現實的互動，立法與司法的互動也在其中，但是在立法司法與現實的互動上，我們做的不夠。陰陽合同作為現實的存在，與立法司法進行及時有效的“溝通”十分必要。立法司法現實之間的互動應該是同時進行，同時提升的，如此才能更好地實現法律的目的。

(二)有效監管

針對監管的特點，有效的監管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對于客觀存在而監管一時無法到達的領域，則只能是亡羊補牢，即在客觀監管不力的事情發生后，及時調整監管的模式，以使監管從未能到達的層面實現到達。另一方面，就可以預料到的、不利于法律實現的行為防范于未然。總之，有效的監管是亡羊補牢與防范于未然的有機結合，而亡羊補牢的教訓也有益于我們防范于未然。

(三)營造社會環境

法律是一個民族歷史文化發展的產物，存在于一定的歷史人文環境之中。離開了一定的環境而講求法律的實現無異于緣-木求魚。通過立法、司法、監管、研究、教育、宣傳等諸多方式方法營造法律必然得以實現的環境，用“立法、司法、監管、研究、教育、宣傳”作為證據證明法律必須得到執行、必然得到執行。這是一個整體的戰略性問題。相比較而言，陰陽合同的解決不過是這一大背景下的小問題。

(四)法律文化

之所以把法律文化的對策作為本文的結尾，是因為法律文化是帶有根本性和決定性的因素。法律文化是法律運行的土壤。如果把文化視作一個普遍聯系的、永恒運動中的整體，則法律本身就代表著一種文化形態。陰陽合同所代表的是一種不誠實的文化，必須以誠實的法律文化取而代之。在合同法理論上有人主張“欺詐的行為全部歸于無效”，這個論點可以商榷，但是從法律文化的角度講，欺詐確實使法律文化蒙羞。而誠實的法律文化要得以實現，需要更為廣闊的層面的執行。“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文化的實現固然要依靠執行，而且也要求執行中有一定的靈活性，但是法律文化的實現不同于用兵求勝的“奇正相生”，法律文化的實現更多、更應該依靠的是堂堂正正的程序、明明白白的規定，而不是某一個人的聰明才智、奇謀妙計。

由于“陰陽合同”效力上的瑕疵，也給了不誠信的合同當事人以可乘之機，一旦房價上漲或者下跌，當事人一方可能利用“陰陽合同”效力上的漏洞，給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了解更多法律知識請上律霸網進行專業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