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概要】

外省籍老板李某共欠方某某等人工資款8萬余元。2014年4月經勞動仲裁部門仲裁其支付工資款后，李某未提出復議亦未自動履行。4月26日方某某等人持生效裁決書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4月28日，法院向李某送達執行通知書時，發現李某早已“人間蒸發”，手機一直呈關機狀態，無法聯系。另查，李某于2月22日將自有轎車一部轉賣于張某。2014年5月10日，法院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將此案移送公安部門。5月20日，老板李某被抓獲歸案。

第一種意見認為：應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論處。首先，本案符合拒執罪所有的定罪條件。從客觀方面表現為以隱藏、轉移等方式將自有財產轎車轉賣給他人，構成有執行能力而拒不履行;其次以關機跑路等方式拒不見面，且李某的行為發生在法院執行階段。主觀上已構成明顯故意，情節已經達到嚴重，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對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規定，應以拒執罪論處。

第二種意見認為：應以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論處。本案符合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構成要件，而不符合拒不執行生效判決裁定罪的構成要件。雖然李某在法院發出執行通知書后仍拒不履行義務，但李某的行為實質是拒不支付勞動報酬，且法院發出執行通知書的依據是勞動仲裁部門的仲裁裁決，而非法院的判決裁定。

【法律解讀】

我們同意第二種意見，認為應以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論處。理由如下：

1、從犯罪侵犯的客體來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規定的“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執行內容并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該解釋明確規定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行為侵犯的客體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執行內容并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勞動者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等法律的規定應得的勞動報酬，包括工資、獎金、津貼、補貼、延長工作時間的工資報酬及特殊情況下支付的工資等，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之一第一款規定的“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從該解釋規定可以看出，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侵犯的是勞動者獲得報酬的權利，即財產權。從本案的具體情況來看，李某是經勞動仲裁部門仲裁后逃匿，拒不執行，而非經人民法院裁決，故李某的行為符合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客體要件，不符合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客體要件。

2、從行為人的主客觀方面來看

主觀方面，二罪的行為人均存在轉移財產、逃匿的主觀故意，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客觀方面，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行為人主要是在人民法院發出執行通知書后，以隱藏、轉移、變賣、毀損自己應當履行義務的財產或者巳被依法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拒不履行，或者以暴力、威脅方法妨害或者抗拒執行等。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行為人主要是以逃跑、藏匿的財產的方式惡意拖欠勞動者報酬，并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后仍拒不支付。本案中李某將轎車轉賣，經勞動仲裁后，關機跑路，實施了轉移財產與逃匿的行為拒不支付。李某主觀上存在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轉移財產、逃匿等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行為，構成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

3、從一罪觸犯兩罪的法條競合來看

法條競合指一個犯罪行為同時觸犯數個具有包容關系的具體犯罪條文，依法只適用其中一個法條定罪量刑的情況。我國對“法條競合犯”的處理原則是：當法條重合時，特別法優于普通法如我國刑法規定了盜竊罪，一般情況下普遍適用。同時又規定了盜竊槍支、彈藥罪，屬于特別規定。特別法與普通法的競合，是在一個犯罪行為同時侵犯了兩種社會關系的情況下發生的。如“盜竊槍支罪”，既侵犯了槍支的所有權，又侵犯了國家對槍支的管理秩序，所以，在刑罰上對競合犯選擇對社會關系侵犯性質嚴重的罪定罪，一般適用特別法。

從本案來看，李某以變賣財產、關機跑路的行為均符合拒不支付勞動報酬與拒不執行生效判決、裁定罪的構成要件，前者是于2011年為特別保護勞動者的權益而專門設立的，后者拒執罪的打擊犯罪與保護權益范圍則包括了前者，故前者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是特別法，后者為普通法，因而本案中應按特別法適用原則，以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論處李某。

綜上，從以上三方面來分析，本案以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來論處不僅符合法律規定，更加契合依法懲治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的立法初衷。

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構成要件

刑法學界對于犯罪構成的要件認識并無統一，關于犯罪構成的刑法學說有兩要件說、三要件說和四要件說，筆者在此仍采用傳統地四要件說來分析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構成要件。

1、本罪的客體

《刑法修正案(八)》第41條規定本罪作為《刑法》第276條第二款，即該罪位于《刑法》第五章“侵犯財產罪”之中，根據刑法的體系性解釋原理，本罪所侵犯的客體為勞動者的財產權，因為勞動者因勞動所得的報酬是其財產的來源之一。同時，勞動者獲得報酬的權利是我國《憲法》、《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等法律規范所確定的，用工單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行為妨礙了正常的勞動用工關系，其因違反國家的市場經濟管理法規，破壞了社會主義經濟秩序，危害了市場經濟發展，因此，本罪所侵害的客觀還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

2、本罪的客觀方面

本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以轉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數額較大，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行為。

行為人拒不支付報酬的類型分為兩種：一種為以轉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另一種為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雖然拒不支付報酬的行為類型有兩種，但均是以行為人有支付能力為前提的，事實上，行為人轉移財產就表明了行為人有支付能力，而行為人沒有支付勞動報酬的能力，那么，其即使逃匿也不會構成該罪。

本罪的成立還要求行為人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數額較大。對于“數額較大”如何認定，現尚無相關司法解釋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構成犯罪的“數額較大”作為明確規定。《刑法》涉及有關罪名罪與非罪界定的“數額較大”約40個法律條文，數額較大標準從一千元到幾萬元不等，且有些案件將作案次數、受害人人數等與“數額較大”并列作為構成犯罪的追訴標準。筆者現比照相近的數額犯罪來大致探討一下“數額較大”的范圍。

(1)行為人有能力支付勞動報酬，當其采取了欺騙手段以達到故意不支付的目的。由于勞動者所應得報酬為自己的合法財產，行為人采取欺騙手段多數是為了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侵犯了勞動者的財產權，其性質應與詐騙罪相近。根據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24日頒發的《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個人詐騙公私財物2000至4000元的屬于“數額較大”，因此，當行為人以欺騙手段通過不支付勞動報酬的不作為行為意圖非法占有勞動者報酬時，其不支付勞動者報酬達到2000元以上的應構成該罪的數額標準。然而，不得不說該數額確定于1996年底，以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來看，2000元的入罪標準過低，容易造成詐騙罪適用范圍過大。

(2)行為人有支付勞動者報酬的能力，但以欺騙以外方式拒絕給付勞動者報酬。由于行為人與勞動者的合作關系是以行為人承諾向勞動者支付報酬與勞動者同意將自己的勞動成果出賣為內容的，行為人拿著勞動者的成果從他處獲得收益，當行為人從他處獲得收益和拒絕向行為人支付報酬均與行為人的業務有聯系，行為人利益自己這種業務便利而拒絕支付勞動者報酬的行為類似于職務侵占罪，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第75條的規定，數額在5000元至1萬元以上的即可追訴行為人的職務侵占罪，因此，當行為人以欺騙以外方式拒絕給付勞動者報酬的數額達到5000元以上即可入罪。

(3)最高人民法院就審理惡意欠薪案司法解釋征求意見，其中對“數額較大”細化為:拒不支付單個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數額在5000元至3萬元以上的;拒不支付多個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數額累計在5萬元至30萬元以上的。同時還規定,各地可根據本地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在上述數額幅度內確定本地執行標準。因此，關于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入罪數額應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司法規范和靈活授權。

此外，構成該罪還必須滿足行為人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卻仍不支付。由于行為人在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后仍然不作為，所以，行為人在政府有關部門責令前對于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主觀方面是持故意還是過失狀態均不影響行為人被責令后仍不作為而構成本罪。勞動者拿不到報酬可以向勞動監察部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和信訪機構請求維權，這些機關均可以通過相關程序正式責令行為人給付勞動報酬，當行為人在被責令后仍然不作為時才可成立本罪。此外，勞動者也可依法提起勞動報酬追索訴訟，當法院通過判決行為人給付勞動報酬后其仍不作為時，不應構成本罪，否則就超過了條文解釋的限度，因此，應成立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當然，若行為人既為政府有關部門所責令又為法院判決所責令而均不履行支付義務的，行為人可構成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和拒不執行判決罪的想象競合犯，應從一重罪論處。

3、本罪的主體

本罪的犯罪主體為負有向勞動者支付勞動報酬的自然人和單位。犯罪主體包括年滿16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以及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和個人合伙。

4、本罪的主觀方面

本罪的主觀方面為故意，既包括直接故意又包括間接故意。因為該罪為不履行支付勞動報酬義務的不作為犯罪，因此，行為人在主觀上既可能是根本不愿給付勞動者勞動報酬，又可能是盡量拖延給付勞動者勞動報酬，前者是明知—+追求的直接故意主觀形態，后者為明知+放任的間接故意主觀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