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立法上和訴訟實踐中，對三者的功能界定并不清晰，甚至是混亂的。由此也導致了對此三個程序的運用刻板，時間設置不合理等問題。

(一)功能錯亂。對于哪一些功能應當配置在哪一個程序，或者說哪一個程序應當解決哪一些問題，規定上混亂，應用上混雜。表現在：

第一，把質證的功能錯誤地配置在證據交換程序中。

質證是開庭的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應當在開庭時進行。最高法院的“證據規定”第四十七條規定：“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由當事人質證。”明確了質證應當在法庭上(即開庭時)進行。另一方面，該規定第三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在證據交換的過程中，審判人員對當事人無異議的事實、證據應當記錄在卷;對有異議的證據，按照需要證明的事實分類記錄在卷，并記載異議的理由。”雖然該款規定沒有直接表明應對所交換的證據進行質證，但是，很多人認為，要分別無異議和有異議的證據，不通過質證顯然是不可能做到的。還有觀點認為，證據交換過程中的質證是針對證據的合法性、真實性，而開庭時的質證則應針對證據的關聯性，即證據與待證事實的關聯程度。然而，證據的“三性”是統一的、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將三者分割并安排在不同程序中進行質證，是不可行的。

第二，把證人作證錯誤安排在證據交換中進行。

“證據規定”第五十五條，一方面規定“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接受當事人的質詢”，另一方面規定“證人在人民法院組織雙方當事人交換證據時出席陳述證言的，可視為出庭作證”。所謂“視為出庭作證”，明顯是將證據交換和開庭混同了。證人作證，適宜在正式開庭時進行，不僅因為開庭才是查明事實的正式程序，而且因為證人作證除陳述證言外，更重要的是接受雙方當事人的質詢。把證人作證安排在開庭時進行，效果顯然更好。

第三，庭前會議分解了部分開庭的功能。在我國，庭前會議目前還不是一個法定的程序，因此對可以在庭前會議解決的問題，還沒有一個明晰的認識。有的法院借鑒了外國的做法，進行了庭前會議的嘗試。盡管這種做法目前還沒有法律依據，但是作為程序管理的工具，為開庭作一些準備，并無不可。問題是必須明確庭前會議的功能，哪一些問題可以在庭前會議上解決，哪一些不能。在一些普通法系國家，如加拿大、美國，可以在庭前會議上解決的問題十分廣泛，但主要為開庭做準備，例如決定文件的真實性，整理證據和爭點，界定開庭審理的問題。也可以解決庭前程序中的問題，如事實發現程序中的爭議，管轄權爭議等。然而，有些問題是被明確地排除在庭前會議的范圍之外的。例如，一方當事人不能利用庭前會議竊取對方當事人開庭準備的信息;不能利用庭前會議作為發現事實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庭前會議不能代替開庭審理。在我國嘗試使用庭前會議的法院，都不同程度的分解了部分開庭的功能，例如質證。

(二)運用刻板。

開庭是審判程序的核心。由于我國沒有設立有如普通法系國家的簡易判決程序，因此開庭也是適用第一審普通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必經程序。證據交換，在普通法系國家作為一個必經程序設置，有其合理性。然而，根據最高法院“證據規定”，證據交換并非必經程序，僅在兩種情形下使用，即當事人申請和證據較多、復雜疑難的案件。也就是說，對證據不多或者非復雜疑難案件，當事人沒有申請的，可以不組織證據交換。這樣的安排具有靈活性。的確，對于證據不多、案情簡單的案件，證據可以在法院指定的舉證期限內向法院提供，在開庭時出示并質證，在開庭前交換的必要性不大。這對于減輕當事人的訟累，縮短案件審理期限，節約訴訟成本，都具有一定的意義。至于庭前會議，更加沒有必要作為每一個案件的必經程序。即使在其發源地的美國，庭前會議也僅用于復雜的案件，而不是所有案件。是否啟用庭前會議程序，得視案件的具體情況而定。

然而，目前許多法院在運用證據交換和庭前會議時，顯得過于刻板。所有案件，無論爭議標的大小、證據多少、案情是否復雜疑難，一律安排證據交換。有的法院在證據交換后，隨之召開庭前會議，對所交換的證據進行質證，然后是開庭審理。證據交換、庭前會議、開庭“三步曲”，在每一個案件一成不變地進行。

(三)時間設置不當。

審判實踐中，有的法院在證據交換和庭前會議的時間安排上不合理。其通常做法是，立案之后即安排證據交換的時間，通知當事人參加。證據交換之后，詢問當事人是否有需要提交反駁證據。若有，則安排第二次證據交換;若無，則接著召開庭前會議，或者開庭。這樣的安排，使得當事人沒有充足的時間仔細消化其所收到的對方的證據，準備質證意見和辯論意見。證據交換和開庭，在時間上沒有明確的界限，在功能上相混淆。在證據交換之后接著開庭，實際上與當庭舉證沒有區別，在很大程度上沒有達到設置證據交換程序的初衷和目的。

對于庭前會議，由于對其功能的認識模糊，因此在時間設置上也不盡合理。在證據交換之后緊接著召開庭前會議，由于沒有給予當事人準備的充足時間，因此，對實現庭前會議為開庭做準備的功能，如決定文件的真實性，整理證據和爭點，界定開庭審理的問題，無疑將受到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