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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中的刑訊行為常常被定義為刑訊逼供，但是在偵查之前，也可能會出現刑訊行為，那偵查前的刑訊行為是否就是法律中規定的刑訊逼供呢?刑訊逼供受到了刑法的否定，對刑訊逼供行為自然會進行處罰，若認定構成刑訊逼供的話，此時又該怎么進處理?我們一起在下文中進行了解。

一、偵查前的刑訊行為是否是刑訊逼供

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著一個比較突出的疑難問題，即在偵查前程序中發生的刑訊行為，是否構成刑訊逼供。

例如，在紀委調查期間，紀檢監察人員為了迫使被調查人如實交代違法違紀問題，而對被調查人實施了刑訊，隨后因為被調查人的違法違紀行為已涉嫌犯罪而移送檢察機關處理，檢察機關的偵查部門在立案后對該嫌疑人進行了訊問，由于該嫌疑人在此前的紀檢監察程序中曾遭受紀檢監察機關的刑訊，心有余悸，害怕自己一旦翻供，偵查部門又會實施刑訊，因此，基于對刑訊的恐懼，該嫌疑人再次作了有罪供述。此時，即面臨一個問題，是否能夠因為在紀檢監察這一偵查前程序(包括行政執法程序)中發生的刑訊行為，即排除在偵查階段形成的口供?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43條雖明確禁止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實施刑訊逼供，但并不能據此反向解釋為其他主體對犯罪嫌疑人實施刑訊以獲取其有罪供述的，即不能構成刑訊逼供。

如果偵查前程序中的刑訊行為不認定為刑訊逼供，這無異于是在法政策上鼓勵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之外的其他主體如私人、紀檢監察機關、行政執法機關等對犯罪嫌疑人實施刑訊，那么，實踐中偵查機關就有可能利用這一規則漏洞而刻意使刑訊逼供行為提前，以規避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如此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將被徹底“架空”。

對刑事程序法的解釋，應當堅持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判斷是否構成刑事程序法上的“刑訊逼供”，關鍵是看刑訊行為與所獲取的口供之間是否存在因果聯系，至于刑訊行為是否在審訊期間發生，刑訊主體是否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和偵查人員，本非認定刑訊逼供的構成要件，只要能夠判定刑訊行為與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即應認定為刑訊逼供。雖然紀檢監察、行政執法等程序并非司法程序，對被調查人實施刑訊并不構成刑訊逼供罪，但在紀檢監察程序中發生的刑訊行為，卻可能在心理上對被調查人造成恐懼，并持續影響到他在偵查訊問中供述的自愿性，該刑訊行為與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應當認定為刑訊逼供，進而對其所獲口供予以排除。基于此，對于私人、紀檢監察機關、行政執法機關等在偵查前程序中實施刑訊以逼取有罪供述的，應當類推適用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的規定，認定為刑訊逼供，對其所獲口供認定為非法證據而予以排除。

上述兩個條文均未再采用《刑事訴訟法》第43條的表述方式，而是回避了實施刑訊逼供的主體范圍，從文義解釋的角度講，這意味著無論是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還是私人、紀檢監察機關、行政執法機關，只要是“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均應視作刑訊逼供獲取的非法口供而予以排除。

二、刑訊逼供的如何處罰

根據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的規定 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

一般情況下犯刑訊逼供罪的，根據具體情節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但是如果刑訊逼供的行為導致被害人傷殘的，就要按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規定的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而且要從重處罰。

根據二百三十四條的規定，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的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刑訊逼供致人重傷的比一般的故意傷害罪的判刑要重，即使刑訊逼供的手段致人重傷跟一般其他的行為致人重傷的程度一樣也會從重處罰，如果刑訊逼供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要按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根據刑法的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據我國相關法律的規定，這也是構成刑訊逼供的，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對相關刑訊的人員作出處罰，同時刑訊所獲得的證據也是會被認定為無效的。從《刑法》的規定中可以知道若構成刑訊逼供的話，此時最高可以對行為人處3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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