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訊逼供罪的犯罪主體

關于刑訊逼供罪的犯罪主體，有兩個問題值得探討。一是刑訊逼供罪的犯罪主體是否僅限于司法工作人員;二是協助執行職務的人員能否成為刑訊逼供罪的犯罪主體。

(一)刑訊逼供罪的犯罪主體是僅指司法工作人員，還是包括其他國家工作人員?對此問題，法學界和司法實際部門均有爭議。占主流的觀點認為，根據我國《刑法》第247條和第94條的規定，刑訊逼供罪的犯罪主體為“司法工作人員”，即有偵查、檢察、審判、監管職責的工作人員。因此，只有司法工作人員才能成為刑訊逼供罪的犯罪主體，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由于沒有偵查、檢察、審判、監管職責，只能成為刑訊逼供罪的共犯，不能單獨成為刑訊逼供罪的犯罪主體。有論者進一步指出，刑訊逼供罪的犯罪主體是國家刑事司法工作人員，

根據公權力非依法律規定不得委托的法理精神，受公安司法機關委托協助辦理刑事案件的非司法工作人員不能成為刑訊逼供罪的犯罪主體。刑訊逼供罪發生在刑事司法過程中、刑事司法人員辦理刑事案件之時，因此，公安機關治安管理部門在查處治安案件過程中或非依據刑事法律而進行的執法活動中發生的對公民權利侵害，如對違法行為人的暴力侵害行為，不應以刑訊逼供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對違法行為人身體造成傷害或致人死亡的可依據《刑法》第234條、232條定罪處刑，對公民的權利可以通過行政訴訟或提起行政賠償的形式進行救濟。[1]筆者對此觀點不敢茍同。筆者認為，我們研究刑訊逼供的犯罪構成，應當用刑法的原理、犯罪構成的理論進行分析，而不能囿于刑法典的現行規定，否則就只是對刑法條文的注釋。

我國1979年《刑法》將刑訊逼供罪的犯罪主體規定為“國家工作人員”，是基于當時十年動亂中各黨政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在各大小運動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濫用肉刑或變相肉刑的實際情況。如今情況已發生變化，再將國家工作人員規定為刑訊逼供罪的犯罪主體顯然不妥。但是，現行《刑法》將刑訊逼供罪的犯罪主體限定為司法工作人員也不科學，范圍過窄，不能有效地保護被刑訊逼供行為侵犯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例如，公安機關的治安民警在辦理治安案件的過程中，對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人進行訊問時，采用肉刑、變相肉刑，逼取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人的口供，此種行為是否屬于刑訊逼供行為?根據現行《刑法》的規定，顯然不能被認定為刑訊逼供。因為其主體是治安民警而不是偵查人員，其行使的是行政職權而不是刑事司法職權，辦理的是治安案件而不是刑事案件。但是，治安民警對被訊問人采用肉刑、變相肉刑的行為與刑事警察對被訊問人采用肉刑、變相肉刑的行為有何本質區別?刑事警察對被訊問人采用肉刑、變相肉刑的行為，會侵犯被訊問人的人身權利，會妨礙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破壞司法秩序和司法權威;治安民警對被訊問人采用肉刑、變相肉刑的行為也會侵犯被訊問人的人身權利，也會妨礙公安機關的正常活動，也會使人民群眾對公安機關依法辦案失去信心。因此，治安民警對被訊問人采用肉刑、變相肉刑的行為與刑事警察對被訊問人采用肉刑、變相肉刑的行為并無本質區別。更何況，從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的管轄分工看，公安機關里除了后勤、辦公室、政工部門等少數幾個部門外，大部分科、所、隊均分工管轄部分刑事案件，例如治安科和派出所就負責辦理95種刑事案件。在這種情況下，區分公安民警是治安警還是刑警，辦理的案件是治安案件還是刑事案件，有時是較為困難的。因此，筆者認為，公安機關治安民警在辦理治安案件過程中，對被訊問人采用肉刑、變相肉刑的行為也應當被認定為刑訊逼供行為，構成犯罪的，應依法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