沭陽縣某有限責任公司于2002年初成立，并制定了公司章程。2002年4月29日經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核準登記，公司共有34個股東，注冊資本56萬元，公司設立董事會、監事會，經選舉產生董事7名、監事3名，董事會選舉陳某為董事長。陳某召集并主持了2003年1月22日由全體董事參加的董事會，會議還通知了監事葛某列席，邀請了部分原港務處領導列席。此次董事會討論了公司的有關工作，在會議進行過程中，董事會董事蔣某提出罷免陳某董事長職務，提議徐某為公司董事長的議案，蔣某提出后，董事會董事開始舉手表決。陳某見此情形即宣布散會，與董事羅某及參加會議的原港務處領導離開會場。其余五名董事與監事葛某繼續開會，五名董事均舉手表決同意罷免陳某的董事長職務，選舉副董事長徐某為公司董事長。表決后徐某提議聘用姜某為公司總經理、解聘羅某公司總經理職務，徐某的提議經董事會表決通過。整個會議過程由公司董事張某、監事葛某分別作了記錄。會議結束后，董事會將會議結果通知了陳某，但陳某拒絕將由其保管的公司印鑒、營業執照交給公司董事會，影響了公司的正常經營活動。2003年2月13日，徐某等五名董事聯名將陳某告上法庭，請求法庭判令陳某交出公司印鑒、財務印章、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等。

徐某等五名董事訴稱，陳某拒不執行公司決議，拒不交出其保管的公司印鑒和營業執照等，致使新任董事長無法履行職責，引起公司產生混亂，直接損害了公司董事的利益，請求法院確認董事會作出的決議合法有效，陳某將公司印鑒和營業執照返還給公司。

陳某辯稱，2003年1月22日召開的董事會會議是自己主持的，會議召開之前所確定并通知與會者的議題是碼頭交接、如何恢復生產、財務公開等事宜，蔣某提出罷免其董事長是出于個人報復和侵占公司財產的目的，其他董事也是為了滿足其個人要求，五名董事不能作為原告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駁回五董事的訴訟請求。

律師分析：

本案中，徐某等五名公司董事，可以作為原告提起民事訴訟，訴訟中，由人民法院依法通知沭陽縣某公司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

從有限責任公司董事的權利看，董事享有訴權。我國有限責任公司股東的利益與有限責任公司的生存與發展密不可分。因而，公司股東參與管理公司事務，具有積極性和主動性，這種積極性和主動性的表現，在公司股東或董事對公司事務的管理上。當公司利益受到公司董事長的侵害時，維護公司董事和股東權益的，首先應是公司董事。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08條作出了這樣的規定：“起訴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一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二有明確的被告;三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四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的管轄。”這種直接利害關系，首先應理解公司董事、股東在公司里的切身利益。

從適用的法律依據看，公司董事具有適格的原告主體資格。民事訴訟中，人民法院適用民事訴訟法的條款，既可以適用民訴法的分則部分，也可以適用民事訴訟法的總則部分。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護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確認民事權利義務關系。”該條款不僅為有限責任公司董事起訴董事長找到法律依據，也為人民法院作出類似案件作出裁決，提供了法律依據。從有限公司的民事訴訟權利能力受限來看，公司董事享有代為訴訟的權利。“訴訟權利能力是為了保障民事權利能力的行使，是法院賦予民事權利主體進行訴訟的一種資格”。民訴法第四十九條第二款規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進行訴訟，其他組織由其主要負責人進行訴訟。”人民法院審查當事人的訴狀，決定是否立案，決定是否以法人的名義進行訴訟，首先審查的是形式要件，沒有形式要件，也無從談上實質要件審查。因此，不難看出，公司的印章等掌握在原董事長手里，公司董事、股東無法以公司的名義進行訴訟，實質上，公司法人處于“訴訟不能”的境地，此時強求以公司名義進行訴訟，只能是事實上的訴訟“空白”。

從公司董事享有訴訟權利的后果看，更符合我國國情。據有關資料披露，我國境內上市公司達1萬多家，法律賦予投資者以股東代表訴訟權急顯重要和緊迫。股東代表訴訟，不僅有利于保護投資者利益，而且有利于資本市場的秩序和法制化。從本案的實際情況看，被罷免的董事長拒不“交權”，而新任董事長又無法“上崗”，有限責任公司一時處于“群龍無首”的境地。在通過私力協商解決不了的情況下，能夠引起公力救濟訴訟的唯一主體只有公司董事股東。只有公司董事股東才能夠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才能保護公司的合法權益。而在進入訴訟程序或勝訴后，獲得實際利益的是有限責任公司。如果把公司董事排斥在訴訟主體之外，公司利益則處于無人保護狀態。既與我國民事訴訟主體的立法本意相悖，也不利于我國有限責任公司的生存和發展，不利于我國經濟建設的整體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