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是自由交易和契約自由的產物和表現，而交易和契約的自由要求必須有法律的保障才可以實現，法治的建立健全和法治國家的建設從全新的意義上給這種保障的實現造就了一條光明的大道，在法治的狀態下，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不僅可以獲得最大程度的自由，而且，還可以從最大限度上實現社會的公平。顯而易見，法治對于一個市場經濟國家而言，具有極端重要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根本作用。

一、市場經濟的最本質特證----自由競爭

市場經濟的最本質特證就是自由競爭。自由競爭最根本的體現在社會主體—--主要為自然人和法人參加社會活動、在社會的經濟生活中在法律的范圍內所充分享有的自由交易與契約自由的權利。

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商品是在人的勞動有了剩余而將生產力水平較高條件下創造的剩余產品拿到集市或市場上與需要此種產品的別的人們進行交換所產生的。可見，商品這一用于交換的勞動產品，對于滿足人們日常的生活需要、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促進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擴大人們思想與技術的交流等各方面，都是非常之重要和必須的。商品的日益豐富和更加廣泛的交流，在人類社會由落后、愚昧走向先進、文明，由奴隸和封建社會走向近代社會乃至現代化的歷史上，起到了舉足輕重、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商品的出現是人類社會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過渡的根本標志。假如沒有商品的出現及其交換，人類可以步入近代社會及至現代社會，是不可想象的。

市場經濟是更高形態的商品經濟，因為商品的交換與流通在這一社會中達到了更為自由、開放、統一、廣泛的程度。市場經濟更加強調、提倡和保護商品的交易與貿易的自由，契約即合同——確認雙方當事人之間權利與義務關系的協議也更加自由。自由交易與契約自由既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特證也是市場經濟本身的要求。在西方發達國家的近現代歷史上，商品的自由交易與契約的自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社會經濟快速運轉的潤滑劑。我國社會歷史上商品的出現及其交換也并不算晚，但其交換的范圍、規模、自由度都是有限的，尤其是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更加嚴重地妨礙了而不是促進了中國封建社會商品交換與流通及其契約的進一步開放、擴大與自由。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商品的自由交易與契約自由發展的不發達，是我國未能從封建社會及時走向近代社會、從封閉的自然經濟邁向開放的商品經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當前我國進行市場經濟建設的大好形勢下，已經從法律上進一步對商品的自由交易與契約自由予以了確認和保護，這主要的表現在《憲法》、《民法通則》、《合同法》等法律之中。可以講，由我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和法治國家的大政方針所決定，自由交易與契約自由，社會的經濟生活在更廣泛、更深入、更自由、更開放的程度上的商品化，是一種必然趨勢，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和實現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健全。

社會經濟文明與發達的重要標志與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社會產品的極大豐富，而促成和保證社會產品極大豐富的根本就是社會產品的商品化并且實現其自由交易和契約的自由。這是社會經濟民主與自由、社會文明的一種表現。從最原始和最根本的意義上講，任何一種人類社會形態的誕生與存在，都應當是為了更好地滿足人類本身的生活需要，否則，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礎。而商品正是為了滿足人們通常的和更高層次的生活需要而存在的。所以，就應當大力提倡和全力保護其存在與旺盛的最根本條件和基礎——自由交易與契約自由。

二、法治國家的本質—法律至上

法治國家的最本質特證就是法律至上。法律至上從完全和根本的意義上要求這一國度的任何一個個人、政黨與社會組織都必須嚴格的遵守法律、執行法律和維護法律，堅定地奉行法律至上的根本原則，法律是也唯一是人們一切行為的根本準則，是一切社會活動的最根本規則。

自古以來，對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行為的評價標準，有多種不同的說法。在國家、社會的整個生活中是應由什么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擁有絕對的權威，人們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有諸如皇權至上、權力至上、憲法至上、法律至上等各種觀點。對這一問題的認同乃至在社會生活中的實行，對于確定某一社會制度是封建的、專制的還是現代的、民主的，起著至關重要的根本作用。在一個社會中，如果某一個個人的權威達到了絕對的、至高無上的地位，那么這一社會肯定是專制獨裁的社會，而且這種專制獨裁往往是與封建性密切聯系在一起的。

包括皇權在內的一切權力都是以掌握權力的個人或組織對權力的行使為特征的，而且對這種權力的行使無不打上了行使權力者個人意志的烙印。因此，即使在存在良好法治的國度，國家的各種權力分別掌握在不同的國家機構并且各權力之間存在有效約的條件下，在權力的行使過程中由于掌握權力者不得不介入個人意志，這些權力就很自然的會產生偏差。那么，這種權力的客觀性和公正性就會打些折扣。而在法治不健全甚至專制獨裁的社會，國家權力在行使過程中由于人的主觀意志占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那么這種權力就會存在較大甚至很大的偏差，其公正性就要大打折扣了。在這樣的情形下，如果將這種權力作為一種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具有絕對權威和至高無上的地位的評價標準，很顯然是不恰當的，是荒謬的。

現代的、進步的社會強烈要求以一種體現正義、公正、客觀等特性的標準作為評價人們的行為的手段，進而賦予其絕對的權威和至高無上的地位。這種標準是客觀存在的或者說是人們將社會生活中業已存在或正在形成的、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客觀狀況并具有規律性的一些規則和原則確認了下來，將其固定化和格式化。為此，人們很自然的就想到了作為社會規則主要內容和重要方面的法的規則和原則。以規范性、國家意志性、普遍性等為主要特征的法，體現著社會公正，是社會規則的客觀反映和規范化、穩定化，具有社會正義的價值。提倡或實行法律至上，賦予法律在國家或社會生活中絕對的權威和至高無上的地位，可以有效地遏制國家權力的濫用、掌權者的腐敗與社會的不公正。法律至上是以法律本身所體現出的正義精神和其客觀性、公正性為依據的，法律的適用者以法的規則和原則為根本標準，而不以其個人意志或他人的意愿為轉移。法律至上必須以存在良好的法的規則和原則及其法律制度為前提條件。顯然，在專制獨裁的社會中不可能產生良好的法，也就不可能奉行法律至上。可見，法律至上只能在法治的社會中才能完全實現。在建立與健全法治的過程中，提倡與實行法律至上，社會意義極其重大，是剔除“人治”或“權力之治”的最佳方式和有效手段。

法律至上最集中和最充分的表現就是自由與法治。一個在法律被最廣泛和最普遍的奉為神圣的國家，最為集中的表現就是法治狀態下人們思想和行為可以獲得最大限度的自由。

自由與民主、平等、公平、正義等總是密切相聯系的，而與限制、約束、禁止、專制等永遠是相對立的。自由的本意可以從人的意志和行為能達到最充分的體現而得到解釋。人的意志和行為在無限制、無約束、不受制約的狀態下得以最大限度的表達與實施，人便是自由的了，但這僅僅是理倫上的推理而已。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人們無時無刻不在爭取自身意志與行為的自由。當自由與法聯系在一起的時候，似乎法的規則便會無情地對自由加以約束。事實上，恰恰相反的是，正是因為法的一系列規則的存在才給了自由以最大的活動空間，法的規則的約束保證了自由的存在與充分行使，而不是對自由本身那怕是絲毫的限制與約束。但同時，自由也決不能絕對化，絕對化的自由是沒有任何意義而且非常可怕的，因為，那樣就無自由而言，就是絕對的不自由。對自由的限制與約束并不是法的規則對自由本身直接發生作用，而是通過限制與約束原本不是自由的東西而保證真正的自由的實現。可見，所謂自由必然包含正義與公平，否則便不是自由本身的內容。

可見，自由與法治是不可分離的，法治是自由的前提和保障，自由是法治的表現和產物，無法治就無所謂自由。因此，數千年以來，人類苦苦對自由、民主、平等和正義的追求與爭取，實質上就是在追求和爭取法治。從一定程度上講，自由是一種理想，是較為抽象的，而法治卻是現實，是具體而生動的。人類通過艱苦的勞動和斗爭甚至是流血和犧牲而最終造就的具體而現實的法治天堂，為人類在最大限度的狀態下充分享受人間天堂的生活的自由與幸福，提供了實現這種抽象的理想的必要條件，自由在法治的懷抱中得以生存。

那么，為何單單是法治對自由的實現具有這樣的魔力而非其它呢?因為，所謂法治就是指一種有良好的法的規則及其法律制度的存在并且這種法能得以正確適用與普遍而自覺地遵守的社會狀態。這些法的規則及其制度確保了社會處于一種有序的狀態，在有規范與約束的條件下，人的意志與行為便獲得自由。人類的任何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狀態下進行的，法治條件下的社會狀態，由于法的規則及法律制度的健全與權力的合理分配和相互制約，充分保證了人們的行為能夠盡可能的在現有規則的規范與約束的范圍內進行，因此，在這規則的范圍之內，人的意志與行為便是自由的，如果沒有這種規則的有效規范與約束，人們的活動就會處于一種毫無秩序的極度混亂狀態。在那樣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劇烈的無約束的矛盾與沖突時刻消蝕著人的意志與肉體，處處都是可怕的桎梏與枷鎖，顯然，哪能有自由而言呢?因此可以說，只有法治才是自由得以充分實現的最好保障，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形式的社會狀態，無論是封建的專制獨裁，還是無法無天的空想自由，都不是對自由的保障，而是對自由的扼殺。

三、法治——社會民主與公平的旗幟

法治是社會民主與公平的旗幟。之所以如此，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得以充分說明。

第一，市場經濟市場條件下的社會民主與公平

與計劃經濟相對立的市場經濟，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法治條件下的經濟民主與經濟公平。社會經濟生活的民主性，要求社會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也具有開放性、民主性、科學性。市場經濟與法治是密切結合的，沒有法治就無所謂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經濟充分民主性必然要求法治作為保障。

我國的市場經濟建立在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業已發達的時期，在市場經濟建立的初級階段，很自然的要與計劃經濟體制下所產生的諸多思想觀念——統一、唯上、機械執行等產生沖突，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許多現行的行之有效的社會機制、文化觀念，對我國市場經濟建立的具體模式產生了強烈沖擊，隨之產生了經濟移植、法律移植甚至文化移植。制度與觀念的移植只是解決問題的一個方面，重要的還是在于內部的更新。市場經濟與封建、愚昧、迷信是完全不相容的，市場機制的自由性、公平性，必然決定了社會生活的民主與公平。可見，由市場經濟的根本特征所決定，市場經濟要求社會生活在政治、經濟、文化諸多方面全方位的民主與公平。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民主與公平必須有健全的法治條件作為保障，否則，社會的民主與公平甚至市場經濟本身也將化為泡影。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立健全法治以保證作為市場經濟主要內容的民主與公平的實現，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第二、法治——社會民主與公平的根本保障

法治與人治極端對立，是驅除專制獨裁的有力武器。法治是民主與公平的旗幟，是實現社會的民主與公平的根本保障。

法治社會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權力的劃分與相互制約，將國家權力作適當的劃分且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制約機制，以法律的形式使其制度化。作為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國家權力，如不進行必要的劃分且置于有效的制約與監督之下，就會產生專制獨裁。只有在法治的條件下，民主與公平才得以存在和自由發展。法治是民主與公平的法制化與制度化。法治條件下的民主與公平，可以產生社會發展的高效率與秩序性。有序狀態下的自由、正義、平等可以產生極高的社會效率，進而實現之所以建立國家的一般目的。

法治狀態下的國家體制、國家機構是與法律不可分隔的，法律的制定、執行和遵守貫穿于國家生活的整個過程。法律的制度性、秩序性，體現在社會生活中是人的思想和行為的最大限度的民主、自由、平等。社會財富的創造、積累與個人潛能的發揮，必然要求人們在民主、自由、公平的社會條件下進行，而這一民主、自由、公平的社會條件必須也只能由法治予以提供和保障。法治是一種觀念，更是一種制度。在法治的民主、自由、公平的社會條件下，人的能力可以得到完全的發揮，創造出巨大的社會財富。依法治國、依法辦事，就象征著民主、自由與公平。

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諸多的政策代替了法律的功能。由于政策的制定、出臺與執行的過程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人為的因素——少數領導人及其領導集體的意志，就很難免其具有片面性、不科學性、專斷性與很大的不穩定性。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非常適合于戰爭狀態等非常時期，然而在和平的經濟建設時期，其與社會的發展便很難取得一致，社會呼喚法律與民主。從某種程度上講，政策治國帶有很強的人治的色彩，是與法治很不協調的。在市場經濟建立健全的條件下，政策的普遍作用將會由法律的普遍性所取代。

由于法治具備了法律性、制度性、規范性、客觀性等主要特征，市場經濟條件下所必備的民主、自由、公平、平等就會得到非常有效的保護，人的積極性與主觀能動性便會得到最充分的自由發揮，個人的價值就會得到最高限度的體現，在創造豐富的物質生活條件的同時，作為創造者的個人也同時得到了盡可能多的生活享受，最好地滿足了人性的合理需求，那么，人類生存的本來目的也就實現了，就此可以講，法治社會是人類生存的一種絕好方式，是在法律體制規范的國家體制下，保障了人與社會的民主、自由、公平、平等，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能力，創造盡可能豐富的物質生活條件，最佳地體現個人的生存價值進而實現人類生存的本來目的的一種極好的社會機制。法治充分展示了個人生活的共同目的性，其中最主要的就在于她最有效地保障了個人得以最完全、最直接、最充分地創造生活與體現個人價值所必備的充要條件——民主、自由、公平、平等。

第三、法治的實現——政治體制改革

當今世界的發展一日千里。在我國這樣一個歷經兩千余年封建專制社會、人口眾多而經濟文化又落后的大國里實現法治，自然要經歷一個艱辛的過程，體驗一次非常痛苦卻是偉大而美好的“陣痛”。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以非常的豪氣在極端貧瘠而愚昧充斥的中華大地上締造了一個中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偉大而民主的人民共和國，實現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人民民主，建立了法律秩序。但是也要看到，我國的法治的完全實現還有一個過程，社會法制尚需進一步健全，這就需做進一步艱苦的努力。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崇尚憲法至上或法律至上，不失為一個很好的提倡。因為，她是與個人權力至上、個人意志至上極端對立的，是破除個人專斷、保障個人與社會的民主、自由、公平、平等的利劍。

如此，就應全面地、普遍地進行立法。憲法修正案中溶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內容，是我國法治建設的重大發展。當然，我國現行憲法在法治方面的內容可作進一步的、具體的、詳細的、制度性、體制性的修正，使我國的法治建設更上一層樓。在立法先行的條件下，我國法治實現的社會機制——政治體制要進行改革，以實現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終極目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在法律制定的前提下實現法治的具體內容的重要步驟。從法治角度講，政治體制改革就應側重于國家權力的劃分、國家權力的獨立行使與相互制約、公民個人民主、自由權利的進一步保障上。誠然，如何具體劃分、如何真正獨立行使國家權力、保障公民個人的民主、自由權利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在這里要強調的一點是，無論是憲法至上還是法律至上，國家權力劃分還是獨立行使，與改善和加強黨的領導并不矛盾，就如同加強法制建設與講政治不矛盾一樣。恰恰相反，這可以有效地強化黨的領導，實現黨的領導所追求的目標——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政治體制改革是法治實現的方式，是以社會體制的方式保障法治所保護的主要內容——民主、自由、公平、平等的根本途徑。建設法治國家就需要國家機關的充分廉潔、國家機關運行的充分有效和權力的獨立行使與制約，但目前的我國國家機關尚存在不同程度的腐敗、運行的低效率與行政、司法權力行使的獨立性不強、缺乏制約機制等諸多問題。因此，在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國的經濟條件有了相當提高的形勢下，政治體制的改革、法治的全面建設是一種不可阻擋的必然趨勢，是歷史潮流與民心所向。

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以實現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確立法治以保障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與社會的民主、自由、公平、平等，是最大限度地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以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創造盡可能豐富的物質生活條件以滿足人們的生活享受與一般需要，充分體現個人存在的價值，實現人類生存的根本目的的根本途徑、根本方式和根本的、極其重要的、具體而現實的內容，是中華民族強大、昌盛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