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隱私權與知情權作為基本的人權，二者在現代法治社會中的沖突未曾間斷，關于隱私權與知情權內涵與外延法學家們也存在不同的見解。對于隱私權與知情權沖突形態及處理協調方法亦不盡相同。那么，隱私權和知情權究竟是怎樣的權利？二者之間存在哪些沖突？應該如何來協調這些沖突？本文就試做探討。

一、隱私權與知情權概說

要分析隱私權與知情權沖突表現形態，探究二者沖突的處理協調方法，我們須先明確隱私權與知情權的權利屬性等基本問題。

（一）隱私權含義及其法律保護

鑒于隱私權是一種獨立的人格權，以及其范圍受公共利益限制等特點，我們認為：隱私權是自然人享有的對其個人的、與公共利益無關的個人信息、私人活動和私有領域進行支配的一種人格權。隱私權的權利主體屬于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不享有隱私權。

隱私權的內容主要包括：（1）自然人生活安寧權。即權利主體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從事或不從事某種與社會公共利益無關或無害的活動，不受他人的干涉或支配。(2)自然人生活信息保密權。即個人信息和資料、財產狀況、信件等，自然人有權禁止他人非法竊聽、竊取。(3)自然人隱私利用權。權利主體有權依法按自己的意志利用其隱私，以從事各種滿足自身需要的活動，如撰寫自傳等。但隱私權利用不得違反法律，不得有悖于公序良俗。

隱私權作為一項基本人權應受到法律的保護。隱私權保護制度主要有直接保護和間接保護兩種方式。我國對隱私權的法律保護屬于間接保護方式。即法律不把隱私權作為一項獨立的人格權，在隱私權被侵害時，必須以其他訴由提起訴訟。在我國，隱私權受到侵害是往往通過名譽權等人身權保護得到救濟。我國《民法通則》沒有對公民的隱私權作明確規定，不過憲法、刑法、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和有關司法解釋都表明了承認公民隱私權的態度。如《民事訴訟法》第120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或者法律另有規定的以外，應當公開進行。”顯然，我國這些保護自然人隱私權的間接法律根據在司法實踐中是不完備、不周密的。不能體現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在保護人權方面的優越性。本人認為我國應該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隱私權保護體系。

（二）知情權含義及其法律保護

知情權(therighttoknow)又稱知悉權”，這一概念是美國記者**·庫柏(KentCopper)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提出的。知情權的概念有廣義與狹義之分，隨著知情權外延的不斷擴展及其私權利屬性。我們認為知情權應當是廣義知情權，即指知悉、獲取信息的自由與權利，包括從官方或非官方知悉、獲取相關信息。基于知情權的功效，我們將其內容分為三類：(1)知政權，即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依法享有知悉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活動及背景資料與國家所頒布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的權利。(2)社會知情權，即公民有權知道其所感興趣的各種社會信息的權利。(3)自然人信息的知情權，即公民享有了解涉及本人和與本人有重大利益關系的其他自然人的相關信息的權利。

有關知情權的法律保護在我國現行的法律體系中，沒有直接法律條文依據。一般是從規定言論、出版自由的法律條文中引申出來的。同時我國的其他一些法律中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公眾知情權的內容；如行行政處罰法規定的公開原則”、告知制度”、聽證制度”等；以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消費者享有知悉其購買、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務的真實情況的權利”等。也就是說我國沒有制定一部類似其他國家頒布的情報公開方面的法律，有關知情權的內容都只能零散地見之于憲法及各部門法。知情權作為一項基本人權，應當適應我國法治發展的需要，私法領域知情權有必要作為一種基本的民事權利納入法律保護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