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將制定全球首部專門為大熊貓“量身定做”的法律——《成都市大熊貓保護管理條例》。據透露,這部地方性法規將對成都市大熊貓保護工作及其相關產業作出規定,“惡搞”大熊貓、對熊貓品牌過度商業化運作等都有可能被列為禁止行為。 (11月23日《成都日報》)
時至今日,保護大熊貓的意識應該已經滲透至每一個國民的心中。大熊貓是國寶也已經成為國人的常識。在法律上,我們已經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其中第五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保護野生動物資源的義務,對侵占或者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的行為有權檢舉和控告。現在成都添加一個地方性的管理條例,又有多少實質性意義?
成都如此熱衷于制定《成都市大熊貓保護管理條例》,恐怕不只是為了“保護大熊貓”這么簡單。這次立法的真正意圖到底是什么?我們是局外人不好揣測,但從局中人的言語中倒也透露出些許信息。他們說,成都的大熊貓已經不僅是一種野生動物,更是一種資源、一個產業,是成都的形象代言;他們說,盡管在保護大熊貓方面成績斐然,但在大熊貓資源、資金、人才和文化產業,特別是保護、開發以及管理體制等方面還沒有形成科學保護的格局和品牌合力;他們說,大熊貓作為成都城市品牌和形象標志,其品牌形象和相關產業也缺乏必要的保護法規。說到底,成都已將大熊貓當成了形象代言,當成了產業,當成了資源。
何謂“惡搞”?沒有科學的定義。不過,對于“惡搞”,也不能一概地排斥。有人說:惡搞是人民冷嘲熱諷的解構姿態;惡搞是人民喜聞樂見的文藝批評;惡搞是人民平凡有趣的精神追求。“惡搞”同樣有著積極的意義。從一定程度上說,人們惡搞大熊貓,恰恰是建立在喜愛的基礎之上。熊貓是可愛的,我們難道沒有權利發揮一下想象力幽它一默?再說,“惡搞”大熊貓,也不一定就損害了它的形象。立法禁止“惡搞”,說不定反而使大熊貓遠離了民眾。 至于禁止熊貓品牌過度商業化運作,更是利益分成的問題。如果利益分成認可了,還會有“過度商業化”之說嗎?
《成都市大熊貓保護管理條例》的保護對象是大熊貓,它是主角,可它卻永遠都不知道成都人為它立了法。對于大熊貓來說,它最想要的不是繁雜的商業化世界,而是一個靜靜讓它們平安生活的環境。然而,立法能夠保證嗎?
王軍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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