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民事審判活動實行法律監督?！钡谝话侔耸鍡l至一百八十八條對檢察機關的監督方式做了具體的規定。《行政訴訟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第六十四條對檢察機關的監督方式做了具體的規定。

　　民事行政檢察工作經過多年的宣傳和準備，走上了快速發展的時期，我國經濟形勢經過多年的高速增長，進入了一個整合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步建立，市場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矛盾，需要得到法津規范的調整。面對突如其來的經濟變革，法津制度的滯后性導致司法審判工作，特別是民事經濟審判工作常常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這個時期的民事，經濟審判工作中執法不公的問題比較突出，而民行檢察工作順應社會需要，較好的發揮了法律監督作用，民事行政檢察工作還存在許多的困境和問題，筆者認為，制約民事行政檢察工作主要有以下幾種因素。

　　1、立法缺陷是制約民行檢察工作的主要原因：

　　我國法律設定民行檢察制皮，這是由中國的政治體制所決定的，也是國家權利配置的結果，同時更具有其現實的合理性。但這種制度在立法上的先天不足；造成其在實踐中并來如立法者所希望的那樣發揮其應有的效能。一是司法不公現象仍很嚴重，法院及法官的一些違法審判行為游離于檢察監督之外。二是在許多案件中，檢察機關的抗訴雖然改變了原審判決，但對當事人而言，命運并未發生實質性的改變。三是法院對檢察機關抗訴的案件久拖不決，超時限現象嚴重。當事人被拖得精疲力竭，欲罷不能。這直接影響了檢察監督的效果。2、認識分歧是民行檢察工作的最大障礙；

　　對民行檢察工作的認識分歧多年存在，兩個最高司法機關更是多次公開淪戰，但由于國家立法機關的曖昧態度，使淪戰成為一場沒有裁判的比賽，永無勝負。在此情況下法院系統對檢察監督采取了限制。抵制的辦法。最高法院憑借其“地利”優勢。陸續頒布了單方面的司法解釋，限制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權的行使。而各級法院更是對檢察監督采取或明或暗的抵制，應該說，大多數法官對檢察機關抗訴的案件是認真的、重視的，但也確實存在這樣一種現象：對檢察機關抗訴的案件責難多于理性的分析和思考，甚至于心存抵觸，知錯不改。

　　3、訴訟外因索對民行檢察監督有重要影響；

　　雖然檢察機關的民事行政檢察監督權是由法律明確賦予的，而抗訴必然引起再審程序的發生，有一定的強制效力。但其對法院審判工作僅僅是程序上的影響。就程序的影響力來看，檢察監督的影響力是其他外部力量不可比擬的，但就實體方面的影響來看，檢察監督的影響力有時要低于一些非訴訟因素，一是檢察監督的影響力有時低于人情關系的影響力。二是檢察監督的影響力低亍新聞媒體的影響力。三是檢察監督的影響力低于權力的影響力。檢察監督有時在與上述非訴訟力的干擾下無功而返，而有時又不得不借助這些非訴訟力量的支持。

　　4、民行檢察工作自身存在的問題影響了監督的效果。

　　檢察機關的同志在分析制約民行檢察發展削弱民行監督影響力的原因時往往對外部阻力有較深刻的認識，但對自身存在的問題缺少反思。從實際情況看，檢察機關自身存在的問題同樣會削弱民行檢察監督工作。一、內部職責劃分的機械性使民行檢察工作力度不足，檢察機關的民行檢察監督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對違反法律的判決。裁定的抗訴，二是對民事行政審判法官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依法偵查、追究刑事責任。由于檢察機關內部分工時，人為分割二者的聯系，將對法官違法犯罪行為的監督職能賦予了瀆職侵權檢察部門，造成民行檢察工作形式上的一手軟一手硬，導致獨臂單拳，立足不穩，而最終結果是有軟有硬，被動地受制于人；二、對監督內涵的錯誤理解造成民行檢察工作發展失衡。多年來，在檢察機關內部對民行檢察工作的理解是，監督即是抗訴，抗訴即是監督。把抗訴作為民行檢察工作的全部內容，自上而下，把辦理民行抗訴案件的辦案數作為考核工作的唯一標準。直接造成的后果是抗訴案件數量大幅度上升，而社會各界對監督的效果卻并不認同。我們自己乃至于當事人都感到力度不夠，難以達到我們所追求的監督效果；三、對民行檢察工作的錯誤定位使民行檢察工作越來越偏離了監督的軌道，一是工作方式不當，將刑事檢察理念、工作方法帶入民行檢察，習慣于采用調查取證的方式去查明案件真實情況舉證責任原則，又與撿第機關的法律地位、監督職責不相符合；二是充當一力當事人的代理人的角色，絞盡腦汁替當事人找理由、尋證據，夸大其辭，甚至是無理狡辯；三是抗訴范圍不規范，對抗訴標準的理解和把握上過于寬泛，忽略案件的法律真實，刻意追尋案件的客觀真實，以檢察官之對法律、證據的理解和認識評價法官之自由裁量，在對法律的不同理解上與法官爭高低，等等。其結果是將監督者的身份降低，淡化了監督的職能。四、民行檢察官隊伍素質有待提高。在對案件的認識上，存在對法律理解浮淺，對證據把握不準的問題，造成一些案件抗訴質量不高。甚至抗訴錯誤，監督者的形象受損，使被監督者乃至社會對民行監督的權威性產生懷疑；五、抗訴案件中的人情案，關系案對監督影響力有較大負面影響。當審判公正出現問題時，人們把希望寄托于監督者的作用，對監督者也寄子了更高的期望。即使是個別的不公正也是社會所不能容忍，它對監督力的負面影響是無法估量的。

　　針對上述問題，筆者認為應在思想上澄清對民行檢察制度的認識，從法律上保障民行檢察監督的有效性，用制度規范民行檢察工作的健康發展，靠質量樹立民行檢察工作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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