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良彪　　
　　引言：律師與媒體----天然的盟友

　　感謝大進會長（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北京市律師協會會長李大進律師）提到“責任”。今天這個話題是我建議的。之所以選擇這個話題，也正是希望承襲百年青年法律人的社會責任，從法律人如何更好地發揮社會影響力的現實作一些思考。探討法律人與傳媒或新聞人的良性互動，是因為二者都是民主的土壤所催生的兩類“異類”群體,是天然的盟友：律師與媒體都是“三個代表”：公民權利的忠實代表、都是社會理性不同聲音的忠實代表、都是以私權利制約公權力的忠實代表。上次沙龍我舉了《大宋提刑官》里宋慈把身為宰相的岳父法辦予以流放的事例，意在說明其實中國幾千年吏制并無根本性變化，權力體系內部對于權力的監督與制約的規則都是不缺乏的，現代社會所不同的，是多了兩種人：那就是記者和律師，記者揭露，律師代理訴訟，都能夠維護私權利與公權力“博弈”；就是多了一種程序正義的理念和建立在這種理念之上的行政訴訟制度，通過這種理念與制度，私權利可以對公權力的行使說“不”。

　　上次沙龍后砍柴寫了篇文章，質疑新聞人與法律人何以內部分化。我覺得法律人與新聞人注定是兩個內部要分化甚至分裂的群體，其原因就在于媒體與律師制度本身都同時具有各自的主體價值與工具價值：從主體上說，法律人與新聞人都是“三個代表”，同時又都是與之相對應（對立？）的公共權力與社會主流聲音的忠實代表。新聞人與法律人通過主觀與客觀的選擇，產生分化也就不足為奇了；作為工具價值，它們都可以是權力的工具，也可以是制約權力的工具；都可以是多元沖突主體所使用的武器，就像我們中學時候英語課本中一個記者在YAPYAP島上的遭遇：無論窮人還是富人，大家都通過金喇叭來表達各自愿望，依據喇叭聲音的大小作出抉擇------媒體和律師，往往也正如人們手中的“金喇叭”。所以田文昌大律師感嘆律師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雖然他們也都有著正義追求。

近來頗有些事件不斷的意思：南方都市報事件、新京報事件，還有以前的孫志剛事件、夫妻看黃碟事件等等，上周砍柴因為發帖子被天涯把ID給封了引起關注引發天涯里頗有影響的“砍柴事件”。關于砍柴事件我在想：究竟是什么人封了砍柴的ID？封這個ID的規則與程序是什么？砍柴權利是否被侵害？如果有，那是什么權利被侵害？砍柴有什么權利救濟途徑？沒有救濟的權利是不是權利？如果我代理砍柴我應該告誰、向哪里告、怎么告，又算不算是法律人與新聞人的良性互動？我注意到這些事件之所以成其為事件，都是因為媒體的關注，使之受到公眾的關注從面成為一種公眾事件，應該說其間凝聚著公眾的利益與資源，離開媒體與公眾關注就只可能是單純的案件或事情了。這其實也正說明了媒體的基本功能之一：社會地位賦予功能。關于媒體功能，觀點有很多種，我以為媒體功能在于滿足人們的知情權、表達權與監督權，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政治功能，宣傳、教化是權力的工具，而監督、發出民眾的聲音則是制約權力；二是社會功能，包括傳遞信息、交流知識；三是經濟性功能，象電視里趙本山鬼鬼祟祟地說著：蟻力神，誰用誰知道；四是文化功能，我女兒看超女時的快樂很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五是戰略性功能，媒體有SOFTPOWER之稱，無論是企圖“不戰而勝”的美國之音還是伊拉克戰爭中的輿論戰，都顯示著媒體的在國際政治格局中的戰略性作用。而恐怖組織利用媒體制造的“比格利”事件等等，也反映出現代生活中媒體的巨大影響力。

　　在青年法律人沙龍探討法律人與傳媒的互動，理應以法律人的視角來審視。法律的精義在于各種利益沖突的衡平，在于權利義務的平衡，在于正當的程序與規則。這將是我考慮問題的基本出發點。而實現法律人與媒體的良性互動，我以為有三個方面的因素：一是青年法律人對律師與媒體各自規則、規律與相互關系的客觀認識；二是作為社會公共產品的傳媒與律師服務的提供/獲取規則；三是法律人與新聞人良性互動的智慧與技巧。青年法律人與傳媒的互動，是一種“知”與“行”的合一，“道”與“術”的統一。今天探討這個話題，我希望超越一種功利，相對于“術”而言更多一些“道”。

　　一：從法律視角對傳媒的解讀

　　一、作為大眾傳播權載體的傳媒：權力的，還是非權力的？（這是法律人能否以個體身份參與其中的前提）

　　媒體本身只是一種載體，但在公眾通過它行使以上十分重要的若干權利時，這種載體便獲得了公眾對其分散的權利的讓渡（或表述為公眾對媒體的委托，類似于國家契約理論中民眾屈從于國家公權力），從而形成一種“大眾傳播權”。這種大眾傳播權，源自公民知情權、表達權與對公共事物監督權的一種讓渡。媒體素有“第四種權力”之稱。但關于媒體監督是否是一種獨立的權力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1974年11月2日，美最高法院大法官P斯圖爾特在演講中，根據新聞媒體在現代社會的重要作用，從法學角度提出了“第四權力理論”。他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關新聞媒體主張新聞自由的四類案件：誹謗案件，新聞記者不泄露消息來源案件，接近使用媒體案件和報道國家機密案件進行了分析，認為聯邦最高法院在解釋憲法所保障的新聞自由時，是將該規定當作一種規范制度性組織的條款。也就是說，憲法的其他基本權利條款都是保障個人基本權利的，而新聞自由的規定則是保障一種制度性組織，即新聞媒體。他認為：憲法保障新聞自由，并不是保障新聞媒體成為一個公眾討論的中立論壇，或是一個言論、思想的自由廣場。憲法所以保障新聞自由，其目的就是保障一個有組織的新聞媒體，使其能夠成為政府三權之外的第四種權力，以監督政府，防止政府濫用權力，發揮制度性功能。媒體“社會規范強制性”的功能與特征，也確實賦予媒體巨大的社會影響力。

　　另一方面，媒體的非權力特性也很明顯：媒體的非直接強制性，媒體的社會公共媒介性而非國家機關所專有性等等。因此，可以達成一致的意見在于：媒體是一種社會性公共資源，乃社會“公器”，是在權力的多元化與社會化大背景下的一種具有社會影響力的社會公共性資源；媒體可以享受某些特權：大眾傳媒的表現自由權，設立權，信息收集權，信息來源隱匿權，取得信息有時可不受法律規范制約，編輯權等。

　　二、媒體工具性質與表達空間：權力的，還是制約權力的？青年法律人參與媒體可能的程度。

　　孟德斯鳩指出：法律應當與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關，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財富、人口、貿易、風俗、習慣相適應。馬克思指出：沒有出版的自由，其他的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種形式制約著另一種形式，正像身體的這一部分制約著另一部分一樣，只要某一種自由成問題，那么整個自由都成問題。而托克維爾則形容報刊是把善與惡混在一起獲得一種奇特的力量，沒有它自由就不能存在，而有了它秩序才得以維護。 在出版問題上，屈從和許可之間沒有中庸之道，為了能夠享用出版自由提供的莫大好處，必須忍受它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想得到好處而又要逃避痛苦，這是國家患病時常有的幻想之一。

　　自先秦以降，統治者一向重視對民眾的教化功能，重視對民眾思想的控制。“焚書坑儒”亙古流傳、“文字獄”此起彼伏可以想見鎮壓思想自由的血腥，正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眾使官為寫定“崔杼弒其君”而舍生取義則讓我們看到了追求真理與自由的氣節與悲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中國開始出現近現代意義上的媒體，政黨報刊始終是當時中國影響最大最主要的傳媒。關于報刊使命，康有為提出“發揚大義，鼓舞大眾”，章太炎稱“正言匡世”，嚴復說“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孫中山形容“用筆比用劍還有力”。而梁啟超則革命性的提出報刊“對政府是實施輿論監督者，對國民是引導者”，在中國首開以私權利監督公共權力思想之先河。

　　延安時期，毛澤東強調報刊要講真話。他說：我們反攻敵人的方法，并不用多辯論，只是忠實地報告我們革命工作的事實。解放前夕：毛澤東、劉少奇指出：黨報是黨的喉舌，是為黨作宣傳的。黨報既是群眾的先生，又是群眾的學生；既要教育群眾，又要反映群眾意見，向群眾學習。與實際工作：黨報是黨開展實際工作最有力的工具，它一方面要反映實際工作，一方面要指導實際工作。新中國初期：這一時期除繼續強調傳媒服務于黨的宣傳工作之外，還提出傳媒要為經濟建設服務，要加強對黨和國家機關以及廣大工作人員的監督，要促進文化的發展，要為人民群眾的自由討論提供園地。此外，滿足讀者需要，注重報紙自身的商品性。5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反右以及此后以階段斗爭為綱的運動不斷，媒體徹底成為階級斗爭工具。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越來越深刻而全面地融入全球化進程，公民的表達自由與媒體的空間，也在隨著中國法治的進程，一步步艱難地前行著。發生在不同國家和區域的以下幾個典型事件，對于媒體空間或媒體控制意味深長：

　　一是1964年發生在美國的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件*。此案確立了媒體對官員及公眾人物構成名譽侵權的“實際惡意”原則，不可“以誹謗罪壓制對公職人員執行公務行為的批評”。

　　二是發生在中國臺灣的《自由中國》雜志事件。《自由中國》雜志由國民黨元老胡適、雷震所創辦，因反對蔣介石政府專制、宣揚民主自由而與當時的臺灣政府多有沖突。蔣介石雖對其極度痛恨，但鑒于島內外的局勢一直容忍該雜志的存在。后該雜志成員主張成立自己獨立的選舉政黨，胡適在勸說蔣介石將國民黨一分為二無效后，也轉而支持成立反對黨。在以雷震為核心的一批人躊躇滿志地要頂著壓力成立“中國民主黨”時，蔣政府終于查封了該雜志，并對雷震等人進行了刑事處罰。此后，臺灣、蘇東發生政治動蕩的軌跡都基本上是沿著所謂“思想解放”（信仰自由），然后是“表達自由”（表現為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再然后是“結社自由”，并隨之出現“政黨多元化”，由此走向選舉的自由。所以，媒體空間對一個國家社會政治生活和公民權利都是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

　　三是近期發生在大陸的“周葉中事件”。我倒不想對周教授涉嫌所謂的剽竊作出什么評論，而是對此后有傳媒報道的周教授讓記者不要關注此事，否則“你們主編會找你，中宣部會找你”。果真如此，倒真反映出中國媒體空間與公民表達自由的無奈。

　　三、媒體的大眾傳播權與其他權利（力）沖突之解決

　　傳媒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主體，在行使大眾傳播權的過程中與其他社會主體發生沖突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沖突既有與國家公權力之間的沖突，也有與公民名譽權、隱私權、著作權之間的沖突，不同傳媒之間也存在沖突，圍繞媒體的各種利益群體之間因為媒體也存在著沖突。關于這些多元沖突之解決原則，有張新寶教授所倡導的“利益平衡說”，這與馬克思韋伯的“價值判斷與取舍”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而蘇力教授在評邱滿囤訴五位科學家和賈桂花訴秋菊打官司名譽權案時，運用的則是斯科的“權利配置說”：雖然科斯講的是產權的配置，但言論自由權與名譽權在抽象的層次上，是可以按照科斯定理的原則加以配置的。

　　1、傳媒與國家公權力的沖突形式主要有三：

　　其一，知情權與政府信息公開之間的沖突。如“非典”期間、“河南艾滋病人扎針”謠言等，都與政府信息不公開與媒體知情權的缺失緊密相關。相信隨著“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制定實施，這個矛盾將進一步得以解決。

　　其二，新聞的報道監督權與法院獨立審判的沖突。這種沖突源自審判與新聞報道之間各自不同的運行規律（突出地表現為所謂“客觀事件”、“法律事實”與“新聞事實”內在張力）的差異，源自傳媒與機關工作價值取向（所謂“宣傳”與“新聞”所關注的重點）的不同，源自相關機關工作人員素質的不盡人意。

　　其三，發表權與宣傳部門審查的沖突。目前宣傳機關在不允許某新聞或文章發布時，還缺乏應有的規則、程序與救濟途徑，需要建立一種憲法性權利的救濟程序。

　　2、與公民、法人私權利：名譽權、隱私權與著作權

　　其一，傳媒侵害名譽權。報道失實、措辭不當、評論失當都有可能侵犯公民、法人名譽權。《民法通則》頒布以來，我國出現了四次訴媒體侵犯名譽權訴訟的高潮：第一次出現于1988年，特點是小人物告大報，其時代背景是，經歷文革浩劫中人格尊嚴被嚴重踐踏后，公民權利意識隨民法通則的頒布而覺醒，其代表案例是新疆喀什建管局工會干部奚弘訴人民日報社及記者名譽侵權案----歷經八年，調解結案，人民日報賠二十萬；第二次出現于1992年，特點是名人告小報，其時代背景是，新聞業大發展及逐漸走向市場形成的媒體間競爭加劇，媒體爭相以名人報道吸引讀者所致，其代表案例是李谷一訴河南聲屏時報及記者湯生午；第三次出現于1993年，主要特點是工商法人告新聞媒體，其時代背景是商品經濟的大發展，對企業的報道增多，同時許多媒體卷入企業之間的不正當競爭。1994年8月，四川電子報因一起失實報道被判賠52萬元；第四次浪潮出現于2001年，特點是官方機構及公務員起訴新聞媒體，甚至法官和法院也起訴媒體侵害名譽權，代表案例是福田法院訴民主與法制雜志社侵害名譽權并勝訴。

　　我認為國家機關不應具備名譽權訴訟的原告資格，國家機關接受公民的質疑是其義務；公民對具體國家機關進行的即使不負責任的指責，也不應以此種方式解決。而公職人員及公眾人物，則因為其身上凝聚著社會公共資源，故必須接受公眾的監督，其名譽權與隱私權的理應有所限制。正如在范志毅名譽侵權案判決書中所指出的：“本案爭議的報道是被告處在世界杯的特定背景下，遵循新聞規律，從新聞媒體的責任與義務出發，為滿足大眾對公眾人物的知情權而寫的監督性報道”。“即使原告認為爭議的報道指名道姓稱其涉嫌賭球有損其名譽，但作為公眾人物的原告，對媒體在行使正當輿論監督的過程中，可能造成的輕微損害應當予以容忍與理解”。其難點在于公眾人物的認定及容忍度的把握。

　　其二，傳媒監督以權力為代表的公共資源的消耗使用時，理應不遺余力。但在對公民個人事物或涉及商業秘密時，則應慎之又慎。在大眾傳播權與公民隱私權發生沖突時，理應保護公民的隱私。非經本人同意，原則上不應在公民個人事務已經公開的情況下以下列方式侵犯其隱私：侵犯他人私生活的寧靜、宣揚他人私生活的秘密、使他人處于公眾誤解的地位、利用他人特點的公開從中牟利等等。目前為追求“人咬狗”的新聞效應而妙作他人隱私的所謂“傳奇”類節目，不僅侵害他人隱私，而且這種宣傳對原本就很薄弱的公民的隱私權保護意識無疑具備毀滅性的殺傷力。我主張對于媒體侵害公民名譽權隱私權案件理應實行一種嚴格責任原則，即只要報道失實或使用不當語言，媒體即應承擔侵權責任。但這種嚴格責任應有以下例外：

　　1）社會公共利益的例外。如“非典”。

　　2）非政治類公眾人物的例外，如范志毅等體育明星與趙忠祥等文藝界名星；

　　3、政治類公眾人物的例外。因其掌握社會公共權力，其隱私權受限制。其個人生活即使八小時以外，也可能是權力狀態的延續。東北寶馬撞人案受到媒體關注，某種意義上正是據稱與某領導相關。

　　4）公職人員的“公德”與“私德”問題。即使在美國，成為法官甚至獲得律師資格亦要求個人品行良好，無不良記錄。在我國，公職人員的道德水平亦是其成為合格公職人員的要求，公職人員公職行為、行使權力時理應受到監督。但普通公職人員個人生活理應受到尊重。諸如非經法律途徑，通過取得普通公職人員通訊秘密的方式獲取公職人員個人私生活方面的不足，實在是以違法甚至違憲行為對待違反道德行為，是非常可怕極不可取的。而這種情形，還不同范圍的嚴重存在著。

　　5）對普通公民或公民與公務無關的私人生活，理應嚴格保護。只要與事實不符，即使是細節，導致名譽受損，或是未經公民本人同意公開其隱私的，都構成侵權。

　　3、媒體之間的多元沖突與衡平

　　不同媒體間的沖突有三：

　　其一，對同一新聞事件事實報道的不同。由于不同媒體獲取信息的途徑不同，不同媒體記者素質的差異，以及“新聞事實”所特有的不確定性，不同媒體對同一事件的報道存在差異是正常的，受眾可以根據自身的判斷接受之。

　　其二，對同一新聞事件評論觀點的差異。不同的聲音是民主法治社會的標志之一，是言論自由的表現之一，是一種正常的現象，不必大驚小怪。

　　其三，基于不同利益而發出的不同聲音。例如某省會城市的黨報與該市一家發行量最大的商業性報紙，一個是作為黨委機關報成為權力的工具，一個作為商業性報紙追求新聞性而成為另一權力的工具，二者基于利益之爭發出不同的聲音，其實也是正常現象。這種沖突的解決或以政治方式，或以法律方式，但基本上以政治方式通過更為強勢的權力介入或使有關事件隨時間淡化而解決。

　　4、媒體影響力與對媒體從業人員的約束之間的多元沖突與衡平

　　媒體作為一種社會公共資源，必然要產生應有的效益。而如何防止媒體的從業人員類似“權力尋租”性質的“公器私用”，防止媒體從業人員利用媒體與權力和利益的交易，是一個重要課題。美國媒體自治規則有一個從ARTHITH，CODE到RULE的演變過程。美國媒體開始對從業人員自治的規則開始是一種類似于道德準則的；隨著媒體對社會生活介入程度的不斷加深，這種純道德性的自律規則演變成了一種CODE，一種包括道德倡導、職業要求與違反規則的責任在內的綜合性法典式規定；再發展，則演變成了一個純粹的RULE，即明確確實哪些行為為違規行為，不同的違規行為將承擔何種法律責任。這告訴我們：媒體影響力越大，對其從業人員要求越嚴格，越剛性。中國的媒體有一種后發優勢，約束媒體從業人員亦應有一個高的起點。

　　5、利用媒體的各種利益的多元沖突與衡平

　　媒體作為一種社會公共資源，不同的利益主體希望借助媒體達到各自目的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我做過法官、律師，也給電臺、電視臺以及報刊和網絡媒體做過些工作。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應該說，在當今司法狀態下，各方利益希望利用媒體對影響司法，或者希望以此促進司法公正有其一定的可取性，但要適度。

　　二：作為公共產品的傳媒的提供規則與程序

　　一、媒體的準入與約束規則：

　　媒體的市場準入在我們國家還是一個需要嚴格審批的事項；媒介的事件準入在媒體空間問題上已經有所探討。新聞傳播應遵循以下基本規則：真實性原則、客觀性原則、時效性原則、傾向性原則與價值性原則等等。

　　當前傳媒存在的主要問題，或是法律人與傳媒的非良性互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媒體殺傷力的不良使用問題，如南京冠生園事件與三株口服液事件等；二是媒體審判，如河南張金柱案、湖北夾江縣彩印廠訴省技術監督局越權行政案以及劉涌事件等；三是隱身采訪、虛假新聞以及有償新聞等；四是其他媒體權利的濫用，如臺灣璩美鳳事件與香港劉嘉玲事件等等。此外，關于大眾傳媒接近權以及媒體的自由與規則，也是需要妥善解決的問題。

　　二、法律人參與傳媒的途徑與規則：

　　其一，普通共眾所共有的途徑：包括向傳媒提供新聞線索，或是要求媒體關注，滿足知情權與監督權；參與媒體節目，發表意見，實現自己的言論自由權，如網絡關于周葉中事件的評論等等。面對一邊倒的批駁指責之聲，我很擔心的是“媒體暴政”。

　　三：青年法律人與傳媒良性互動的智慧

　　一、正確認識法律人與傳媒的互動狀況：法律人與傳媒的互動理應是一種平等、雙向的積極溝通。這種溝通可以由法律人與新聞人直接進行，也可以通過專業的媒介提供服務------當然同時還要防止媒體的“公器私用”問題。雖然法律人清醒面對的是，從總體上說，傳媒是一種社會公共資源，對于法律人而言可以獲得一種收益；與律師的法律服務相比較，傳媒的資源更具稀缺性。所以，在司法權威尚不足以與媒體影響力的大環境下，法律人不可避免的要“巴結”傳媒，所以一定要以平和心態正確面對-----當然，象在座斯偉江律師這樣足夠優秀的法律人，對媒體來說同樣是極其稀缺的，這也總算替法律人在媒體面前“牛”上一把。

　　二、實現與傳媒的互動可以有效地提升律師的社會影響力：律師不具備任何強制性的權力，律師的執業權利表現為一種表達權、話語權或稱請求權------往往還淪為求情權，律師的社會影響力需要通過媒體得以更大范圍與程度地實現：

　　其一，對于具體個案，媒體的司法在場或是關注，可以有效的促進司法公正；王宇律師不就是因為媒體的司法在場，訴訟權利和生理權利才得到基本保障嘛。

　　其二，媒體的關注，可以幫助弱勢一方當事人獲得一種公平競爭的環境。所謂“力的平衡理的出現”，無論在具體個案還是法治進程中，媒體都具有為弱勢一方“造勢”的功能；

　　其三，律師通過媒體（或媒體通過律師）對社會事件進行的評述，倡導一種法治的理念與法律人的思維模式；通過對具體事件的參與，推進社會制度的自我完善。如孫志剛事件。

　　其四，法律人與傳媒的良性互動，可以為自己贏得社會聲望，從而具備更多、更大的話語權與社會影響力；

　　其五，律師的良性互動，還在于為傳媒提供法律服務，促進傳媒業的法治化進程與媒體自身行為的合法性。

　　三、實現與傳媒的良性互動需要青年法律人的智慧：這種智慧首先表現為一種良好的心態。在媒體亮相是很多青年律師所向往的，但王宇律師拒絕在央視評說一些簡單的民事糾紛，因為那有損于他作為一名主攻金融、房地產業務律師的專業形象。這種智慧還表現為斯偉江律師這種厚積勃發的積累。青年律師要想實現與傳媒的互動，就得讓自己拿得出手，能為傳媒提供其所需要的“新聞產品”------無論是所承辦案件的新聞價值，還是提供的觀點具有足夠的權威性與深刻性。

　　結語：法治對傳媒的期待及青年法律人的態度

　　首先，我們需要為實現憲政而吶喊的法律媒體：中國當前最要緊的問題是實現憲政的問題，中國當前最困難的也是實現憲政的問題。以當前備受關注的治理國有資產流失為例，公民的私有財產通過壟斷性行業（權力介入型行業）成為國有資產，而這些國有資產又由于權力的因素流入某些個人或利益集團的腰包，無論是銀行呆壞帳的產生還是國企老總們以小保姆當上女主人的方式獲得國有資產，無不與權力的作用密切相關。國企改制歸根到底是一個憲政問題，是一個權利再分配和制約權力的問題。脫離了憲政，國企如何改制都是死路一條。中國的憲政需要啟蒙，需要中國法律媒體的吶喊。

　　其次，我們需要為捍衛權利而吶喊的法律媒體：從孫志剛事件到“夫妻看黃碟”事件，我們看到了媒體在為權利而吶喊，在為公民權利免受國家權力的不法侵害而吶喊。但這樣的吶喊是不多的，是遠遠不夠的。我們不無遺憾地看到，我們還有很多為吸引受眾眼球而侵犯公民隱私的媒體，我們還有很多肆無忌禪地介入公民私生活領域的媒體。

　　其三，我們需要為監督權力而吶喊的法律媒體：與對公民權利的保護與審慎介入相反，對于公共權力的監督是需要我們的法律媒體不遺余力的大聲疾呼的，是需要我們的法律媒體把眼睛擦得更亮的。然而我們卻不無遺憾地看到，我們對于權力的監督只能保持在鄉一級（包括焦點訪談），監督的力度是何等之弱。

　　最后，我們需要遵守法制具有良好職業道德倫理的媒體：媒體的社會影響力是柄“雙刃劍”，然而目前關于媒體報道至今尚沒有相應的法律、法規予以規制。在此種情況下，媒體的自律及良好的職業道德倫理也就至關重要了。
　　

　　康德所說：“這世上有兩種東西，我們越是了解，越是對它們充滿了深深的敬畏----那就是我們頭頂的星空和我們心中的道德律”。先賢已逝而精神永存，青年法律人理應時時懷著敬畏之心，時時以“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謹慎，善盡我們的職守，努力成為一個充滿社會責任感與使命感的社會工作者。

　　

　　

　　

　　

　　附注：

　　1、比格利事件

　　2004年10月6日，一名神秘中間人來到英國駐伊拉克大使館，拋下寥寥數語：比格利已被斬首。在六十多歲的英國工程師肯比格利被伊拉克武裝分子綁架的二十多天里，這名神秘的中間人一直穿梭于英國官方和恐怖分子中間，傳遞雙方立場，就在英國官員極力要這位充當討價還價的經紀人證明消息是否可靠的同時，比格利的家人也得到消息，讓他們往最壞處打算。10月7日，經常發布恐怖分子講話和斬首人質獨家新聞的阿布扎比電視臺收到了一盤錄像。血腥的畫面，最終結束了世界數百萬人的擔心、祈禱、善良的愿望，還有被電視等媒體在近一個月的時間里培育起來的觀看興趣。

　　錄像中，比格利跪倒在地上，最后一次請求不要殺他。三名武裝分子仍將比格利推倒在地，其中一名武裝分子手起刀落，將比格利的腦袋砍下。

　　二十多天里，身穿橙色囚服的比格利幾乎是我們這個世界上每個家庭的客廳里每天如約而至的客人，仿佛是一部電視連續劇的主角。他滿頭的白發、憔悴的面容、顫抖著的哀告和滿臉的淚水，本色、真實超過任何一部影視劇中明星的表演。在那一段時間里，這是一部導演得最成功的真人秀。比格利身上穿的恐怖組織的囚服，恰恰是我們常見到的西方國家防止恐怖分子襲擊的預警標志的顏色，橙色的上一個級別是紅色，那是遭到了恐怖襲擊時才使用的顏色。橙色，在西方反恐的語匯中是“極有可能遭到襲擊”，但還不是襲擊。恐怖分子精心設計的囚服洋溢著智慧的輕蔑和惡作劇般的揶揄，嘲弄多于恐嚇。這使得一部殘酷、恐怖、恫嚇的黑色真人秀，加入了輕松幽默的色調，更適合不同種族、階層、意識形態的觀眾在自家的客廳里收視。

　　早期恐怖分子的綁架暗殺，是一對一的“定點清除”，冤有頭債有主，很少考慮“震懾”功能。仿佛用過即棄的一次性的方便筷或者餐巾紙。一個恐怖事件，一次恐怖行為沒有作為信息資源得到開發，就以案件的方式消解掉了。再精心設計，再手段出格，也不過是停留在作案的層次上，沒有通過媒體的傳播成為公眾注意的焦點，成為一個社會議題，甚至連人們飯后談資的功能都沒發揮出來。

　　2、孫美瑤策劃的臨城劫車案。
從歷史上看，中國不是傳媒最發達的國家，但利用媒體搞恐怖，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中國人有一件很有說頭的事，那就是1923年5月6日魯中巨匪孫美瑤策劃的臨城劫車案。之所以朝野震驚、中外震驚，除了劫的肉票當中有不少洋票外，還在于孫美瑤這個土匪深諳媒體在此案中的作用。土匪允許媒體采訪、發布新聞公告至少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份吧。當與政府談判近于決裂時孫美瑤故意撕了五名華票，然后對中外記者發布公告稱：“吾同人等素具愛國熱忱，原不以搶劫為本能。然值此無信用之政府，不正當之時代，不得不鋌而走險，借以揚眉吐氣也。”他進一步說道：“是役也，非為搶劫財物也，非欲惹出國際交涉也，蓋以中國若許政府若許軍人，無誠意，無統緒，誠不如外人保其信耳。”正是在中外輿論壓迫下，北洋政府不得不接受孫匪提出的改編條件，孫美瑤搖身一變成了北洋軍的旅長〔1〕。

　　3、第四種權力理論：1974年11月2日，美最高法院大法官P斯圖爾特在演講中，根據新聞媒體在現代社會的重要作用，從法學角度提出了第四權力理論。他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關新聞媒體主張新聞自由的四類案件：誹謗案件，新聞記者不泄露消息來源案件，接近使用媒體案件和報道國家機密案件進行了分析，認為聯邦最高法院在解釋憲法所保障的新聞自由時，是將該規定當作一種規范制度性組織的條款。也就是說，憲法的其他基本權利條款都是保障個人基本權利的，而新聞自由的規定則是保障一種制度性組織，即新聞媒體。他認為：憲法保障新聞自由，并不是保障新聞媒體成為一個公眾討論的中立論壇，或是一個言論、思想的自由廣場。憲法所以保障新聞自由，其目的就是保障一個有組織的新聞媒體，使其能夠成為政府三權之外的第四種權力，以監督政府，防止政府濫用權力，發揮制度性功能。

　　4、《左傳》記載魯襄公二十五年齊國的太史直書“崔杼弒其君”，崔杼命令太史改過來，不要太直露，太史堅持不改，結果被殺死。又換其弟為太史，還是不肯改用曲筆，又被殺死。后來又換了一個弟弟為太史，還是不愿意改，崔杼只得妥協。與此同時，南史氏正執簡前來，準備冒死堅持，后來聽說已經寫上了，才從半途折回。”

　　5、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195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了著名的布朗案判決，宣布美國南方盛行的種族隔離制度違反美國憲法的平等保護原則。此后，美國南方的黑人民權運動風起云涌，熱火朝天。為了擴大影響，爭取社會支持，1960年3月29日，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等四名牧師，聯絡六十四位著名民權人士購買了《紐約時報》的一個整版篇幅，刊登了題為《請傾聽他們的吶喊》(Heed Their Rising Voices)的政治宣傳廣告，為民權運動募捐基金。這幅廣告猛烈地抨擊了美國南方各級政府鎮壓民權示威的行經，其中特別譴責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警方以恐怖浪潮對待非暴力示威群眾的行為。廣告還稱，這些“南方的違憲者”正在一意孤行，鎮壓并力圖消滅黑人民權運動。可是，后來發現，廣告中有個別細節不夠真實。 [㈡] 比如，廣告中說有幾位黑人學生因領導和平示威而被警察驅出大學校園，實際上這幾位學生是因進入一家僅供白人就餐的餐廳抗議，使餐廳無法正常營業，違反了當時阿拉巴馬州的種族隔離法和社會治安法而被驅，警察的行為基本上屬于依法行事。又比如，廣告稱阿拉巴馬州立學院的全體學生都抗議警察的這一行動，實際上只是大部分學生。還有，金博士被捕過4次，但廣告上卻說有7次。另外，廣告還說亞拉巴馬州暴動時，接踵而來卡車滿載警察，這些警察配帶槍械和催淚彈，沖進亞拉巴馬州州立學院，所有的學生被關起來不許進午餐，警察的目的是用“饑餓迫使他們屈服”，這也不是事實。

　　L. B. 沙利文（L.B.Sullivan）是蒙哥馬利市的民選市政專員(elected commissioner)，負責當地的警察局。根據亞拉巴馬州法律，在沙利文起訴前，可以要求報紙刊出更正啟事，但紐約時報沒有進出這樣的啟事，只寫信問沙利文，廣告中什么詞涉及了他，沙利文以起訴作為回復。沙利文稱這一廣告雖然沒有點他的名，但他即代表廣告中的警察，證人也指出，他們能從廣告中辨認出警察局長。沙利文控告金博士等4名牧師和《紐約時報》嚴重損害了他作為警方首腦的名譽，犯有誹謗罪。要求五十萬美元的名譽賠償費。

　　雖然刊登這則廣告的《紐約時報》在蒙哥馬利市只有35份傳閱，據此，蒙哥馬利市地方法院陪審團基于嚴格的私人誹謗規則，假定廣告的誹謗存在（Libelous per se）除非被告能夠證明廣告所作的陳述屬實，他們說就對假定性的錯誤的陳述所造成的誹謗負有責任，且原告無須證明實際損失的存在，就可以獲得懲罰性賠償（Punitive Damage）。據此，法庭判沙利文勝訴，并判《紐約時報》需要支付50萬美元的賠償金。《紐約時報》不僅不服，而且非常愿意把官司鬧大，他們認為如果不堅持打贏這一官司，那么以后類似的因報道有誤而產生的官司還會接踵而來。歷時兩年，官司才打到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1962年8月，州最高法院維持原判，并給誹謗罪下了一個很寬的定義：“任何刊出的文字只要有損被誹謗者的聲譽、職業、貿易或生意，或是指責其犯有可被起訴的罪行，或是使其受到公眾的蔑視，這些文字便構成了誹謗。”《紐約時報》不服，聘請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憲法權威維克斯勒教授（Herbert Wechsler）為律師，把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認為這一官司事關重大，涉及到對公職人員的輿論監督，進而涉及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這樣的基本民權問題，遂接下了這一案子。

　　1964年3月，最高法院以九票對零票一致否決了地方法院的判決。最高法院指出：如果阿拉巴馬的作法“適用于公職人員對其執行公務行為的批評者所提出的起訴，那么，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否會因此受到損害？”回答是肯定的。因為在大法官們看來，美國憲政史上沒有任何判決“贊成以誹謗罪壓制對公職人員執行公務行為的批評”。他們裁定，讓新聞媒體保證每一條新聞報導都真實無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聯邦法院的法官們認為紐約時報雖然刊登了內容不實的廣告，并且也的確對原告的名譽造成了一定的損害，但由于原告是一名“政府官員”，他必須“明白無誤地和令人信服地”證明《紐約時報》事先知道廣告上的指控是假的，但仍然明知故犯，照登不誤；或者證明《紐約時報》嚴重失職，對于廣告上的指控存有嚴重疑問，但未作任何努力去查核事實真相（reckless disregard for the truth）。布倫南（Willian Brennan）法官將此稱之為“實際的惡意（actual malice）”原則。 [㈢]

　　

　　6、自由中國雜志事件

　　《自由中國》雜志事件
《臺灣的歷史和現狀》 (2001年04月10日)
蔣介石憑借“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戒嚴令”建立起來的軍事獨裁統治，引起臺灣社會尤其是知識分子不滿。隨著美國政府對臺灣大量的軍事、經濟援助的到來，具有美國特色的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思潮也在島內廣泛傳播，知識分子和臺灣中小資產階級要求民主、自由的呼聲與國民黨的一黨專制的集權統治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最后不可避免地暴發沖突。

　　政論性半月刊《自由中國》雜志，是由中國近代著名的自由主義學者胡適與雷震于1949年11月在臺北共同創辦的。

　　胡適、雷震等辦《自由中國》雜志，其宗旨就是要在臺灣宣揚西方自由主義的那一套民主政治理念，因此，它與蔣介石集團的矛盾與生俱來，不可避免。但在逃臺初期，蔣介石為了討美國人的歡喜，爭取更多的美國軍事和經濟援助，對雜志采取了容忍的態度。但隨著臺灣局勢的穩定，彼此的沖突逐漸加劇。

　　1951年6月，《自由中國》雜志第4卷第11期刊出“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評論，批評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背后支持經營高利貸，因而觸怒國民黨。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指《自由中國》雜志“破壞金融管制”、“損害政府威信”，欲對雷震和雜志采取行動，后因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出面干預而未果。1954年7月，《自由中國》雜志第11卷第12期刊登題為“搶救教育危機”的讀者來信，批評由蔣經國負責的“救國團”“假教育之名而行黨化之實”，對學生實行奴化教育，使臺灣青年所受的教育與民主制度所追求的目標背道而馳。來信呼吁全社會行動起來，“挽救教育危機”。蔣介石看后勃然大怒，于1954年12月下令開除了雷震的國民黨黨籍，撤銷了其擔任的全部職務。

　　除了倡導言論自由、揭露國民黨的專制獨裁統治外，《自由中國》雜志還把矛頭指向了國民黨統治的“法統”，質疑國民黨代表“全中國”的“正統性”，公開倡導“反攻無望論”。1957年7月到1958年3月，《自由中國》雜志以“今日問題”為題連續發表了十五篇社論，通過全面反思臺灣的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司法、新聞自由等問題，提出：臺灣必須正視現實，不能老是活在“愿望之中”；雖然當局一直高喊“反攻大陸”，但從現實觀察，在相當時期內，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可能性并不太大”；國民黨一直死抱住“反攻大陸”的口號不放，目的只不過是為“一黨獨大”和維持集權統治張目，尋找借口。從當時的情況看，《自由中國》倡導的“反攻無望論”，反應了臺灣社會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不滿；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美國政府企圖在臺灣海峽兩岸制造“兩個中國”的政策。事實上，雷震本人就曾公開贊成過“兩個中國”的主張。

　　《自由中國》還公開反對蔣介石連任第三屆“總統”。1956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的70歲生日。《自由中國》特別出版“祝壽專號”，發表了胡適、徐復觀、陶百川、雷震等人撰寫的十幾篇文章，委婉批評蔣介石大權獨攬，明確反對蔣介石連任第三屆“總統”，要求國民黨選撥人才，限制“總統”權力、實行“責任內閣制”，取消軍隊中的國民黨組織，實行軍隊國家化等。由于內容新穎，讀者反響強烈，雜志再版11次，在臺灣島內引起廣泛關注。在其后1959年1月出版的第20卷第1期和6月出版的第20卷12期上，《自由中國》繼續發表文章，反對蔣介石連任第三屆“總統”。對此，蔣介石十分惱火，但又不便公開發作，于是在內部下發了《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點名批判胡適，并要求黨內、軍中刊物組織輿論對胡適進行“筆伐”，以消除其“惡劣影響”。由于當時胡適在島內外有廣泛影響，且對國民黨還有利用價值，因此蔣介石對胡適的圍剿只限于國民黨內部，還留有余地，并在1957年11月任命他為“中央研究院”院長。

　　《自由中國》雜志與國民黨發生正面沖突，起因于胡適、雷震等籌組“中國民主黨”。根源于自由主義的政治觀，胡適一直反對國民黨在臺灣搞“一黨獨大”，主張成立一個反對黨，使彼此有所制約。他曾向蔣介石建議把國民黨一分為二，但遭拒絕。于是轉而支持雷震組建新黨。1957年5月，雷震與郭國基、楊金虎、吳三連等臺籍人士申請成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以改革國民黨長期包辦臺灣地方選舉的弊端，但遭到國民黨當局的禁止。雷震于是與胡適商量籌建“中國民主黨”。1960年上半年，《自由中國》雜志連續發表“七論反對黨”的文章，認為“民主政治是今天的普遍要求，但沒有健全的政黨政治就沒有健全的民主，沒有強大的反對黨也不會有健全的政黨政治”，為組建新黨大造輿論。胡適也從美國返臺，發表“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的演說，與雷震等相互呼應。胡適、雷震的行動得到美國各界尤其是輿論界的支持，同時也給國民黨施加了極大的壓力。隨著組黨工作步伐的加快，《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的沖突一觸即發。

　　1960年5月18日，《自由中國》雜志聯合民主社會黨、青年黨和一些臺籍人士共72人，在民社黨總部召開座談會，聲稱不論國民黨批準與否，即日起成立“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6月15日，“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宣布籌組新黨，并緊鑼密鼓地著手籌建。6月26日，“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在臺北召開第一次會議，推舉李萬居、高玉樹、雷震為發言人，雷震、李萬居、夏濤聲、吳三連、郭雨新等17人為召集委員，雷震為秘書長，李萬居任常務委員會主席。與此相配合，《自由中國》雜志發表“大江東流擋不住”的社論，宣布9月底正式成立新黨。籌備委員會并在全島舉行巡回座談會。一時間在臺灣島內掀起了組織反對黨的熱潮。

　　面對一個新的反對黨即將成立，國民黨驚恐萬狀。1960年7月，國民黨控制的三大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臺灣新生報》同時在頭版頭條刊登文章，誣指成立反對黨是陰謀配合中共“統戰”，企圖在臺灣制造混亂，“顛覆政府”，發出了鎮壓組黨行動的信號。9月4日，蔣介石下令臺灣省警備司令部，以涉嫌判亂為由，逮捕了雷震等人，籌組中的“中國民主黨”也胎死腹中。10月3日，臺灣當局以“掩護匪諜”和《自由中國》雜志發表言論違反“反共國策”的罪名，判處雷震有期徒刑10年，出版了290期的《自由中國》雜志也正式遭到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