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惠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行政判決書

　　（2002）惠中法行終字第07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惠東縣房產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李惠強，局長。

　　訴訟代理人蔡建文、李天宋均為惠東縣房產管理局干部。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張偉鋒，男，1965年6月出生，漢族，香港居民，現住香港柴灣區小西灣村瑞隆樓1602室。

　　訴訟代理人陳志軍，廣東翔偉律師事務所律師。

　　第三人劉桂元，男，45歲，漢族，惠東縣人，現住惠東縣大嶺鎮蕉田打鼓王C棟2號。

　　第三人李苑，女，40歲，漢族，惠東縣人，現住惠東縣大嶺鎮蕉田打鼓王C棟2號，系劉桂元之妻。

　　上訴人惠東縣房產管理局因不履行法定職責一案，不服惠東縣人民法院（2001）行初字第5號行政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了本案。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案經原審法院審理認為：被告惠東縣房產管理局在核準發出粵房共證字第3559880號《房屋所有權證》和粵房共證字第0358624號《房屋共有權保持證》的行政行為中，沒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一九九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聯合發出的《關于房產登記管理中加強公證的聯合通知》第四條規定辦理，違反法定程序，依法應予撤銷。原告的訴訟請求有理，應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3目之規定，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關于房產登記管理中加強公證的聯會通知》第四條，判決：

　　撤銷惠東縣房產管理局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四日發出的粵房證字3559880號《房屋所有權證》和粵房共證字第0358624號《房屋共有權保持證》。

　　上訴人惠東縣房產管理局上訴稱：一、重審法院的判決缺乏事實根據。辦理房產過戶手續時，李菊芳曾反復說過，因其夫在港忙，走不開，要求由其辦理過戶手續，并出示其夫寫的不夠規范的委托書辦理過戶手續。因此，此事實只有李菊芳到庭才可證實。原審法院在李菊芳未到庭的情況下作出判決，是缺乏事實根據的。二、重審法院沒有對被上訴人的訴訟時效進行審查，違反了訴訟程序。被上訴人超出訴訟時效提起行政訴訟，已失去請求法院保護的權利。位于惠東縣大嶺鎮蕉田打鼓王C棟2號的樓房原一直由李菊芳及其兩個兒子居住。1996年9月，李菊芳以自己及被上訴人的名義，把房產轉讓劉桂元、李苑夫婦。但被上訴人在得知樓房被賣后，直到1999年1月4日及1999年3月30日才向上訴人提出要求撤銷劉桂元、李苑《房屋所有權證》和《房屋所有權保持證》。再者，被上訴人在明知權益被損害后，仍在1997年把李菊芳申請出港定居，對樓房被賣也在未提出異議。1998年11月27日，李菊芳出港后，被上訴人向五華法院提出同李菊芳離婚，在離婚訴訟中被上訴人并未提出樓房的追償問題，這再次說明其對其妻賣房的默認和放棄追償的言行確實存在，因此在法院審理被上訴人的離婚案件中，被上訴人也未提樓房被賣的分享處理意見。且五華法院也認定被上訴人夫妻存續期間的房屋已被李菊芳處理，已無其他財產。對此判決，被上訴人沒上訴已示服判。由此可證明被上訴人對樓房轉讓事后是同意的。所以被上訴人在樓房轉讓三年多不聲明追償也不起訴，說明其已放棄起訴追償權。依據《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九條的規定，被上訴人的起訴已超過訴訟期限。綜上，請求上級法院撤銷原判，駁回被上訴人的起訴。

　　被上訴人張偉鋒答辯稱：一、上訴人稱“重審法院的判決缺乏事實根據”是無理的。原審法院以上訴人在缺少法定公證文書的情況下頒發房產證，違反法定程序而撤銷，是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及司法部、建設部的有關文件。上訴人是在1997年1月14日頒發的房產證，現卻要李菊芳到庭才可證實其頒發房產證的行為是否合法，是沒有理由的。李菊芳不管是否到庭，對本案的處理沒有任何影響，因上訴人的發證行為是違反程序頒發的。二、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人提起訴訟已超過訴訟時效的理由不成立。1、上訴人稱在李菊芳賣掉房屋的第三年，才提出撤銷《房屋所有權證》，這與事實不符。答辯人雖知道1996年9月房屋被賣之事，但房屋的過戶手續是在1997年1月。因此答辯人不可能在未辦出證件時，要求撤銷還不存在的證件。答辯人是在1998年11月25日才知道房屋被過戶的，一個多月后答辯人即申請撤銷錯誤證件。至于答辯人到1999年10月才提起行政訴訟，是因上訴人接到答辯人的申請后一直未作答復。根據最高院關于執行《行政訴訟法》解釋第三十九條的規定，只要行政機關在接到申請60天后，申請人就可以提起行政訴訟。至于何時提起法律未作規定。退一步說，既然答辯人在1999年1月4日已向上訴人提出要求，那么訴訟時效便依法中斷。2、上訴人稱答辯人在明知權益受侵害后仍想辦法將李菊芳申請出港，不是事實。李菊芳何時出港答辯人不清楚，但申請出港的時間不是1997年。且本案要查明的是上訴人辦理過戶手續是否違法，李菊芳何時出港不是本案的審理范圍。3、上訴人稱1998年11月27日提出離婚時并未提及樓房被賣后的追償問題，這是默許和放棄追償的行為。這種說法是違背事實的。答辯人最早提出離婚是在1997年3月31日。當時并不知房屋被賣之事，因此向五華法院提出離婚時提出了處理房屋的要求。五華法院認為房產在惠東，因此于1998年8月25日致函惠東法院，要求其受理。1998年11月答辯人拿五華法院的函件準備到惠東法院起訴查閱房管資料時，才知房屋過戶之事。惠東法院認為房屋已辦理過戶，不再是夫妻財產，故沒有受理答辯人的起訴。答辯人無奈只好又回到五華法院就離婚問題進行第二次起訴。因此，不是答辯人不提出房屋追償要求，而是無法提出。本案是一宗行政案件，答辯人與李菊芳的離婚民事行為不是本案的審理范圍。上訴人在訴訟過程中也無權收集證據。綜上，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請求上級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第三人劉桂元、李苑辯稱：一、李菊芳賣房是被上訴人真實意思表示。1、上訴人把結婚證、身份證、委托書等交給其妻作處理房屋之用。2、賣房時被上訴人與李菊芳是夫妻，房屋是夫妻共同財產，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不告，離婚后才告是何目的。房屋已辦證予我，我已是房屋的合法權屬人。二、李菊芳賣房是與被上訴人串通的，有欺騙性。1、李菊芳拿到房錢后，被上訴人把她申請出港，目的是不讓我們辦理過戶手續。2、把李菊芳申請出港后，被上訴人以為找不到李菊芳了，因此要求撤銷已辦理的房產證件。3、離婚時被上訴人并沒提及房屋被賣之事，離婚后才提起是沒有法律依據的。三、被上訴人委托其妻賣房，又申請她出港，然后要回房屋是有預謀的。

　　經審理查明，1993年，被上訴人在惠東縣大嶺鎮蕉田打鼓王C棟2號購買了一塊宅基地，并領取了該宅基地的建筑許可證。1994年，被上訴人在該宅基地建起一幢三層半樓房，該樓房由被上訴人之妻李菊芳及二個兒子居住。1996年9月17日，李菊芳以自己和被上訴人的名義，將該房屋以9.9萬元賣給李苑、劉桂元夫婦。1996年12月，李菊芳向上訴人提交了結婚證、委托書、被上訴人的香港居民身份證復印件、買賣房屋協議書、（城東）房交申字第456號房屋買賣合同書、房地產確權登記（交易評估）審批表及房屋買賣申請審批表等有關材料，要求將惠東縣大嶺鎮蕉田打鼓王C棟2號的房屋過戶給李苑、劉桂元夫婦。1997年1月14日，上訴人核發了粵房證字第3559880號《房屋所有權證》和粵房共證字第0358624號《房屋共有權保持證》。1997年1月20日上訴人將該兩證頒發給李苑、劉桂元夫婦。被上訴人得知房屋被過戶他人后，曾分別于1999年1月4日和1999年3月30日，向上訴人申請撤銷被上訴人頒發給李苑、劉桂元夫婦的《房屋所有權證》和《房屋共有權保持證》。因得不到上訴人的答復，被上訴人于1999年10月7日向原審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判決上訴人撤銷《房屋所有權證》和《房屋共有權保持證》。

　　另查，上訴人在辦理惠東縣大嶺鎮蕉田打鼓王C棟2號樓房過戶手續時，未對李菊芳提交的寫明被上訴人委托李菊芳處理房產內容的委托書，按規定進行公證。

　　本院認為，對于訴訟時效問題，上訴人頒發房產證的行為是在1997年1月14日，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十二條的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知道行政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內容的，對涉及不動產的具體行政行為的訴訟期限是20年，因此，被上訴人于1999年10月7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并未超過訴訟時效。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人提起行政訴訟已超過訴訟時效的主張不符合有關法律規定，本院不予采納。被上訴人系香港居民，根據《廣東省城鎮房地產權登記條例》第七條第二款、司法部、建設部聯合發出的司公通字（1991）第117號《關于房產登記管理中加強公證的聯合通知》第四條的規定，上訴人在辦理惠東縣大嶺鎮蕉田打鼓王C棟2號的樓房過戶手續時，上訴人須對李菊芳提交的被上訴人的賣房委托書，委托有關機構進行涉外公證。上訴人在沒有委托有關機構進行涉外公證的情況下，就辦理了本案所涉房產的過戶手續，違反了法定程序，依法應予以撤銷。因本案審查的焦點是上訴人辦理房產過戶手續的合法性問題，故第三人李菊芳未到庭參加訴訟不影響本案的審理。綜上所述，上訴人上訴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納。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案二審訴訟費100元，由上訴人惠東縣房產管理局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池志勇

　　審　判　員　劉　燁

　　代理審判員　鄧耀輝

　　二00二年五月十七日

　　書　記　員　鄭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