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導言任何權利都是出自人類的自我設計，它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人類社會進步的結果。19世紀的科學確認了人的真正地位，人類通過工具的應用使自身成為凌駕于萬物之上的主宰，以人為中心的觀念使得人類的技術日新月異、人類的文化輝煌燦爛。但是，諸多人類光環的背后卻是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危機，人類為了主宰物理世界而發明的科學技術，最終會導致人類的自我喪失。在人類領域，失去了大自然原有的那種寧靜。[1]62，73早在20世紀60年代，國際上已將環境問題列為世界第三大問題。在此背景下，環境權被提出。1960年，原*德一位醫生向歐洲人權委員會提出控告，認為向北海傾倒放射性廢物這種違法行為違反了《歐洲人權條約》中關于保障清潔衛生的環境的規定，從而引發了是否要把環境權追加進歐洲人權清單的大討論。1966年，聯大第一次辯論人類環境問題，與會代表一致認為應專門召開一次會議來共商環保大計。1969年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薩*斯教授以公共信托理論”為依據，提出了公民享有環境權。20世紀70年代初，**爾獎獲得者，著名的國際法學者**·卡辛從權利理論的角度提出，健康和優雅的環境權應包括在人權原則之中，具體而言，環境權包括保證有足夠的軟水、純凈的空氣等。1970年3月，國際社會科學評議會在東京召開了公害問題國際座談會”，在會后發表的《東京宣言》中更為明確地提出了環境權的要求，提出:我們請求，把每個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環境的權利和當代傳給后代的遺產應是一種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資源的權利，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在法律體系中確定下來。”而同年9月召開的日本律師聯合會第13屆人權擁護大會”上，仁藤一、**隆良兩位律師也作了題為《環境權”的法理》的報告。該報告倡議將各種有關環境的權利稱為環境權”，并指出:為了保護環境不受破壞，我們有支配環境和享受良好環境的權利；基于此項權利，對于那些污染環境、妨害或將要妨害我們的舒適生活的行為，我們享有請求排除妨害以及請求預防此種妨害的權利。”從而更為具體地提出了環境權的概念。歐洲人權會議接受了東京會議的觀點，1971年，將個人在環境純凈的空氣中生存的權利作為一項主題進行了討論，繼而在1973年制定了《人類自然資源人權草案》。聯合國大會1966年決議并于1971年召開的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該《宣言》第一條莊嚴宣告:人類有權在一種能夠過尊嚴的和福利的生活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并且負有保證和改善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環境莊嚴的責任。”按照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原則，各國有按照自己的環境政策開發資源的主權，并有責任保護在各自管轄或控制之內的活動，不致損害其他國家的環境或本國管轄范圍以外地區的環境”（有關環境權提出的一些資料，詳見呂*梅:《論公民環境權》，載《司法部直屬院校八五”期間優秀論文集》，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310頁。）。在我國，環境立法明顯早于環境權概念的提出，到現在國家立法層面上尚沒有確認環境權”。而最早提出環境權概念的則是蔡*秋先生，其在1982年發表的《環境權初探》一文中指出，環境權是社會生產、生活發展提出來的新主張，是人類環境不斷惡化及人類環境保護工作不斷強化的產物”。[2]蔡先生提出的環境權為法律上權利的主張具有開創性意義。自此以后，不斷有學者在法律權利的范疇內提出新的環境權概念，環境權肯定論以及環境權否定論紛爭迭起。二、環境權理論的評述與反思關于環境權，學界對其概念的理解基本上可以分為兩種相對立的傾向:一種是環境權否定論，一種是環境權肯定論。而在環境權肯定論傾向中，根據人與環境權關系的不同，對環境權的理解又分別從人際、種際視角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