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無身份者勾結有身份者共同作案

在這種情況下，由于身份已不再是共犯的主體要件，無身份者因與有身份者聯結而具備了身份犯罪的主體資格，對各共犯人應統一以該身份犯罪處罰。例如，無身份者與具備職務侵占罪主體身份的人勾結作案，利用后者職務便利侵吞單位財物，無身份者在共犯中連帶地具備了職務侵占罪的主體資格，因而構成職務侵占罪的共犯。

(二)不同身份者勾結作案

由于各共犯人具有不同的身份，從身份犯罪的特殊構成出發，他們在共犯中都獲得了對方的身份犯罪的主體資格。如具有貪污罪身份的人和具有職務侵占罪身份的人勾結作案，各自利用職務便利共同侵吞單位財物，雙方都同時具備了貪污罪和侵占罪的主體資格。這時應以哪種身份定罪呢?筆者認為，既然各共犯都獲得了對方的身份犯罪的主體資格，那么對于每個共犯人而言均具備了雙重的主體資格。這種情形屬于一個主體競合了雙重犯罪的主體資格，其行為觸犯了兩個罪名，應當直接運用罪數理論來解決。這里存在三種情況：

1.各共犯人所具備的身份是特殊身份與一般身份的關系，不同身份構成之罪的行為特征相同或相似，因而其觸犯的法條屬于特殊法條與一般法條的關系。這種情況屬于法條競合犯，應按照特殊法優于一般法的原理選擇罪名。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與軍人勾結，違反國家保密法規，共同故意泄漏軍事秘密，基于身份的特殊構成，他們同時具備了對方的身份犯罪的主體資格，雙方同時符合故意泄漏國家秘密罪和泄漏軍事秘密罪的構成，但后者屬于特殊法條，應當統一以泄漏軍事秘密罪對共同犯罪人定性。

2.各共犯人具備的身份是平行的關系，但不同身份構成之罪的行為特征相同或相似。這屬于一個行為觸犯兩個互不包容的罪名，是想象的競合犯，應當從一重處斷。如在混合所有制公司中，國有公司委派的職員與私企職員勾結，各自利用職務便利，共同侵占公司財物。基于身份的特殊構成，他們共同觸犯了貪污罪和職務侵占罪，由于前者是重罪，所以應以貪污罪對共同犯罪人定性。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結論與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款的規定完全吻合。

3.各共犯人具備的身份是平行的關系，不同身份構成之罪在行為特征上完全不同，只是各共犯人的行為間存在著手段與目的的關系。這屬于兩個不同的行為存在著牽連關系，是牽連犯，應當從一重處斷，如果兩罪名的法定刑相同，應以目的行為構成的犯罪定性。如資產評估公司職員與投保人勾結，前者提供資產評估文件，幫助后者保險詐騙，基于共犯的特殊構成，二人共同構成中介組織人員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和保險詐騙罪，但兩罪名是牽連關系，應當選擇保險詐騙罪對共同犯罪定性。這一結論和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第四款的規定：“保險事故的鑒定人、證明人、財產評估人故意提供虛假的證明文件，為他人詐騙提供條件的，以保險詐騙的共犯論處”，完全吻合

(三)不同身份者勾結犯罪，其行為屬于對合性行為，但刑法已考慮到這種情況，對不同身份者的行為分別規定了不同的罪名。對這種情形應當依照刑法規定分別定罪

因為盡管身份犯的特殊構成不以身份為要件，但這種情況屬于對合性共犯，刑法已經專門規定了兩個獨立的罪名，不宜統一定罪。如請托人向公務員行賄，刑法已就二者的對合性行為分別規定為行賄罪與受賄罪，因而應以此二罪名分別定罪，不宜統一定罪。

根據我國刑法理論，共同犯罪是犯罪的一種特殊形式，而刑法中的共同犯罪制度不過是共同犯罪現象在法律上的反應，從共同犯罪的實際情況和司法實踐的客觀要求出發，我們應當科學地認識共同犯罪主客觀的統一.就我國現行刑法典而言,以“主犯決定論”認定共犯,這種做法確實給司法實踐部門解決問題帶來一定的困難。通過參考、比較、借鑒外國共犯理論,為我國學術界更廣泛、更深入地探討共同犯罪帶來了新的思考模式。在共同犯罪的場合,客觀上存在著客體受到侵害的現象。法律不是也不應當是人們的隨心所欲,而是或至少應當是對客觀現實的描述。外國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已經為我們提供了以上幾種處置模式。但是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且我國刑法對此缺乏應有的關注,無論是刑法總則還是刑法分則,都沒有作出必要的回應。在共同犯罪尤其是混合身份犯罪必然逐漸增多的現代社會,發展和完善現有立法,顯系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