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林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規定如何?

涉林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在司法實踐中通過對我國國情的把握確定“適當利害關系”的具體范圍，既反應公眾保護社會公眾權益的迫切要求，又能將擴張的主動性掌握在國家立法機關手中，以防止“濫訴”的出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規定了可以提起訴訟的機關和組織也即原告人資格。涉林民事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問題，是近幾年來在涉林民事公益訴訟司法實踐中時常困擾法官們的一個實際問題。問題主要出在對《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中“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理解。其實，《解釋》第四條已經解釋得非常清楚，為何依然出現此類問題?主要還是涉及對“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正確理解。

如何認定一個社會組織是否屬于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社會組織，主要考察兩點：

一是社會組織章程確定的宗旨;

二是社會組織的主要業務活動范圍。

關于涉林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資格，基本圍繞著四類主體來進行：檢察機關、特定的具有環境保護和監督管理職能的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公民。我們分析一下四類主體在涉林民事公益訴訟原告資格：

1、檢察機關。在涉林三類案件中，檢察機關作為原告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占絕大比例，究其原因，多數因為國有管理人沒有訴訟經驗，責任心不強，過多地依賴公訴機關，認為公訴機關代表國家，國家利益受到損害，理應由檢察機關主張，他們也就坐享其成。還有檢察機關代表受害人提起訴訟的

世界各國普遍將檢察機關作為提起公益訴訟的特設機關。無論是在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檢察機關都作為“最高法律秩序和道德的代表者”，以保護公益和維護法律為依據，對民事爭執和經濟糾紛進行干預。我國現行立法雖未規定檢察機關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訴訟，但一方面，我國立法賦予了檢察機關提起或參與民事公益訴訟的權利(《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授權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開展公益訴訟試點工作的決定》)。

另一方面，從現實看，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在實踐中已屢屢嘗試，并多有成功案例出現。在《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試點工作情況的中期報告》中“至2016年9月，各試點地區檢察機關在履行職責中發現公益案件線索共2982件，辦理公益訴訟案件1710件，其中辦理訴前程序案件1668件、提起訴訟案件42件。”這說明了檢察機關的嘗試取得了相當的經驗。檢察機關是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具有代表國家提起刑事公訴的權力和對民事及行政訴訟活動的監督權。檢察機關既有人力和財力的優勢，也有較強的訴訟對抗能力，由其提起或參與民事公益訴訟將更能完成立法賦予的公眾利益保護神的角色。另外檢察機關在提起涉林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時，關于誰是判決賠償損失的權利人即是賠償給國家還是賠償給某一機構或組織，實踐中并無統一定論。可以看出，受償人有的是集體經濟組織，有的是某一行政機關的內設機構。這都是不科學的，因涉林公益訴訟，生態效益是巨大的，國家為治理環境投入了大量財政資金，該受償權利應歸國家所有。

2、特定的具有環境保護和監督管理職能的行政機關。如前所述，根據我國有關法律規定，特定環境行政機關可以以公眾受托人和國家環境資源所有權代表人的身份，直接對侵害公眾或國家環境資源權益的行為提起民事訴訟，由于其并不是涉林侵權的直接受害者和訴訟的受益者，由其代為行使訴權而提起的涉林訴訟只能是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所以，特定的具有環境保護和監督管理職能的行政機關也應具有涉林民事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特定涉林資源機關作為涉林民事公益訴訟原告，有很多優勢。有利于事故的及時處理，有利于國家得到足夠的賠償，也有利于賠償費用的合理利用等。現實狀況下，有的行政機關與管理機關在業務范圍上存在著交叉重疊，涉林民事公益訴訟原告人的地位很難確認，導致部門之間的爭執或推諉;在目前國家法治環境下，其責、權、利不統一，賦予其涉林民事公益訴訟職能后，在涉林案件中僅有1.06%的案件提起了附帶民事訴訟，其行使的積極主動性不高。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黨中央的決策對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作出了專門部署，強調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同時人民群眾的新期待也促進涉林公益民事訴訟發展，保護森林資源就是保護環境。

3、特定社會團體。特定社會團體主要是指相關社會公益組織，根據《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的規定，在民政部門登記的非營利性社會組織目前只有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以及基金會三種類型，如環境保護各類協會和社團等。社會公益組織毫無疑問具有提起涉林民事公益訴訟的主體地位，并且可以在專業知識、資金力量等方面彌補個人力量的不足，可以造成較大社會影響，相比于個人的干預，其效果會積極得多。但在近年的涉林訴訟中，未查到有社會組織參與訴訟的案件。

4、有關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特定國家機關和有關社會公益組織都可以提起涉林民事公益訴訟，但仍然難免有無人起訴的情況。賦予對森林公共利益受損有切身體會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公益訴權，能最大限度地發動公眾力量制止違法行為，保護公共利益。當然，從實踐和相關制度來看，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作為原告有很大的局限性，如經濟實力不強，專業性不夠等等，往往即使勝訴也不足以對侵權行為進行制裁。

因此，不宜將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作為民事公益訴訟的一般主體，而應作為補充主體。只有在檢察機關、有關的環境行政機關、公益性組織沒有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時，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才能直接向法院起訴。同時，這也是為了避免公民濫用訴權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以及對無辜被告的侵害。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制度，體現了救濟的全面性，因為很多刑事犯罪構成犯罪的同時可能會產生一些財產利益的損失，所以就可以利用這樣的制度維護受害人的雙重利益。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能夠賠償哪些費用?

什么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

哪些屬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