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權力（power）與公民私權利（right）關系如何定位，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界限如何確定，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實踐中經常出現的問題。國家公權力的產生和運作應該在法律框架下進行，法無明文規定即禁止。公民私權利不僅包括法律權利，還包括道德權利，法無明文禁止即自由。以政府為代表的國家公權力行使，應該在多大程度和范圍上對國家、社會生活進行干預？并且對于干預能否提供救濟，特別是司法救濟，下面這個案例引發我們對新形勢下，特別是對“入世”以后政府職能如何轉變以及相關問題的法律思考。

二、案情介紹

冉某是下崗職工，2000年參加4月參加某區人事局、民政局聯合組織的社區干部招聘考試，被錄取，并被聘為社區事業干部。7月，冉某以社區干部身份被選任為某居委會副主任。初期，冉某工作積極，表現良好。后因工作方法不當，自8月份起，不斷有居民向有關部門和領導反映冉某工作作風不佳，群眾基礎差，尤其在處理殘疾人政策水平方面有偏差。11月9日，該居委會所在的街道辦事處在主任辦公會上宣布：同意民政科意見，不再聘任冉某為社區干部，并向居委會公布決定。11月20日，口頭通知冉某不被聘任為社區干部，月工資只發400元，同時建議居委會給冉某3-6個月試用期。12月22日，該社區16名居民代表聯名向居委會提出罷免冉某的居委會副主任。居委會向辦事處提交了召開居民代表大會罷免冉某的書面報告。該居委會根據《北京市居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的罷免程序的有關規定，召開了居民代表大會，與會人員人數達到法定要求。由于冉某干擾，會議僅形成口頭罷免意見，未投票表決。事后，冉某多次向區委、區政府信訪部門反映。2001年1月12日，區政府信訪辦以電話方式委托該街道辦事處對此事復查。辦事處專門成立復查工作組，該工作組采取走訪以及會議形式，一致同意罷免冉某副主任職務。辦事處于2001年2月12日向區信訪辦作出復查意見，內容為：2000年12月25日某居民會議的罷免程序基本符合選舉辦法的規定，事實清楚，應維持原罷免決定。冉某收到信訪辦轉交的復查意見后，3月向區政府提出行政復議申請。區政府受理后，認為辦事處作出的復查報告決定屬于具體行政行為，并認為辦事處作出的維持第一次罷免決議的認定有誤。因此，于2001年6月4日作出復議決定，撤銷辦事處的復查決定，責令被告重新作出；對申請人提出恢復社區干部身份及賠償工資損失的請求，不屬復議范圍，不予受理。街道辦事處于2001年6月18日重新作出決定，認為第一次罷免決議體現民意，第二次居民會議是依法作出，罷免冉某副主任職務理由充分，事實清楚、程序合法，結果有效。冉某對街道辦事處信訪答復意見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三、分歧意見

對于本案的審理，存在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作出的決定是依據選舉辦法作出的罷免決議所進行的復查結論，屬于不可訴行政行為。因為罷免權是一種政治權利，并且居民委員會屬于群眾自治性組織，享有自治權。根據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自治權利和政治權利不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另一種意見認為，復查報告是對公民行使政治權利的一種監督，是一種具體行政行為。應審查復查報告所涉及的罷免程序是否合法，不審查實體內容。只對行政行為審查，不審查政治權利。如果被告處理時未盡嚴格審查職責，法院可作出撤銷判決。

四、法理分析

對于這個案件處理，根據目前我國《行政訴訟法》等有關法律規定，第一種觀點符合法律要求，但從中國行政訴訟制度發展，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以后，司法審查的范圍適度擴展角度看，第二種觀點也不乏合理之處。這直接導源于改革開放以后，出現的國家與社會、政府與社會、公權力與私權利關系變化的大背景。

（一）基層行政權與社區自治權關系

首先，從宏觀上而言，基層行政權與社區自治權關系，就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而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看似簡單，實則復雜。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先有社會，后有國家。在國家產生之前就已經存在原始社會。國家是階級和私有制出現的必然產物。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也曾出現過社會契約論的理論詮釋國家與社會之間關系。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有著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關系。國家與社會之間體現了一種分權原則。國家行使公權力，社會行使私權利。當然，在有些情況下，國家也可以把部分公權力授予社會行使。但不能因此斷言社會變成國家一部分。在現代，隨著民主法治、觀念不斷提高，社會的力量也在不斷壯大。特別是隨著全球化不斷推進，國家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國家權力也在發生轉移。其中有的權力就是向下轉移給基層社會組織，如社區。從理論上而言，社區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表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