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將行政訴訟“維護”行政權行使的價值觀轉變為行政訴訟“控制”行政權的價值觀，這個觀念的轉變是重新構建行政訴訟積極的確認判決制度的基礎，在司法實踐中，乃至行政法學領域，我們在思想上久久地受到兩個傳統觀念的深刻影響：

一是法律首先是治國的工具，行政法是管理老百姓的手段，而不是公民權利保障的利器;

二是法院只是衙門的一個部分，理應是政府的配角，司法權在國家權力格局中處于邊緣化的地位。

我們要擺脫上述觀念的影響，法律的權利保障功能和法院的獨立審判地位就必須得到強化。否則，老百姓心中“民告官，難上難”的顧慮不會得以打消，面對行政機關違法的行為“不敢告”、“不愿告”的現象就無法根除。筆者覺得，要改變觀念上的東西并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需要我們的政府部門進一步奉行“依法行政、執政為民”的理念，并且建立與之配套的行政救濟監督機制，對于利用行政職權侵害相對人合法權益的行為一律嚴懲不貸。還要拓寬信訪、檢舉揭發等監督方式及渠道;提高行政執法人員的法律素質，建立嚴格的崗位考核和工作考查制度，適時淘汰不符合要求的工作人員。最終，使老百姓真正體會到行政訴訟就是為了針對政府、控制政府權力，從而維護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另一方面，在具體的制度設置上，取消確認合法判決、確認有效判決及維持判決，而代之以駁回訴訟請求判決。我們知道，確認合法判決、確認有效判決以及維持判決，實際上都是對具體行政行為的肯定而對相對人的訴訟請求的否定，這也是同駁回訴訟請求判決的相同之處。雖然有學者明確指出了維持判決具有重要意義。即“維持不是簡單的維持，而是通過司法職能對行政職權的維護，這是合法性審查原則的必然要求。”

但是筆者認為，行政行為本身就具有公定力(通常是一經作出即發生法律效力)，它不需要維持判決來維持其效力。同樣的道理，也不需要確認合法或有效判決來賦予其效力。積極的確認判決(包括維持判決)的存在，實質上體現了行政訴訟法的價值取向是維護行政行為，而非控制行政行為。這正是我們需要改變的。

司法實踐也表明，確認合法或有效判決在審判實務中運用得極少，而且確認合法或有效判決在適用條件和范圍上幾乎沒有區別，兩者的界限模糊，缺乏實際操作性。更有學者明確指出：《解釋》第57條第1款的規定，在實踐中極其少見，即便存在也完全可由駁回訴訟請求所容納。因為確認合法或有效判決僅具有宣示效果，無法構成執行的理由，也不具有直接變更權利義務的效果。所以，即便不確認合法或有效，被訴行政行為的效力和合法性也不受影響，由此可見，只要原告起訴被告理由不能成立的，法院均可以一概作出駁回訴訟請求的判決。這樣做不僅符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的一般原理，而且提高了行政判決的運作效力，更為重要的是對行政訴訟法的價值取向轉變為控制政府權力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