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權人非負有行使債權之義務，則無僅依其意思不得處分債權之理。以之與拋棄他權利比較，亦無依單獨行為，不認債權拋棄之理。在外國法律不認之者，不得不謂為多系受羅馬法之影響“。”以不得反于債務人之意思，而強使受利益，為反對說之根據，債權關系，以個人間高度信任為前提，個人間之信任受此一規范意識之強有力支持，同時以責任制度、擔保制度相匹配，以國家公權力救濟作后盾。換言之，債權中有虛實兩方面之保障;一為負擔義務之人，一為義務人之責任財產。債務人喪失其財產時，債權人之權利不因之而消滅;即如債務人死亡，其義務仍由其繼承人負擔，惟繼承人亦得以其義務限于現有遺產范圍之內，是謂限定繼承;惟其遺產不足清償債務時，債權人之權利仍非消滅，僅繼承人有抗辯權而已。如繼承人未為抗辯，則其權利既仍存在，自有實現之望。因此，在債之領域內，法律一方面以“義務恪守”相號召，另一方面使出渾身解數，防止債務人墮于不義，害及債權人。法律的這種現實的品格，吾人多可理解。

債務免除應為雙方行為，此一理論，的確不是空穴來風。而德國民法第379條1款要求以契約為之，債權之放棄始得生效，這一點頗足引人注目。然于債權之放棄，如此要求，實有充分之理由。未經債務人同意，債權人不得使其自義務下解脫出來。蓋于義務負擔之際，債務人或已措意于此，而債權人對之竟不予理會，終為不當。是否免除債務人之義務，顧及債務人一已之意思，此亦債務人人格尊重之所要求者也。誠然，倘若象第333條那樣，法律上賦予債務人以權利，得對債務之免除表示其不欲享受之旨，固為已足。果如此，法律所要求者，恰為契約之締結，從而可能與實際情形不相吻合。故有人主張債務人對于債權人要求締結免除契約之要約，保持沉默時，無論如何，原則上應以之為承諾。

需要附帶說明的是，我們之所以對合同法105條之“免除”采契約說，最主要的原因是，該條中對免除未有任何的限制。采契約說，則可以藉由債權人債務人之“意思交換”之締約程序，保障由此得到的免除的結果具有最低限度的形式公正。但這樣的選擇并非不可改變，如果將來在民法典制定過程中，或通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能夠在免除的情況，對債務人的意思予以斟酌，則采取單方行為說也是可行的。只是在理論構成上，不能簡單地以“債權得以拋棄”立論，同時要明確這僅僅是對債務人意思之推定。這樣做，既可以使債權人通過單方行為拋棄債權而不害及債務人，從而法律上為當事人多提供一種選擇，同時，根據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也可以以免除契約達到同樣的目的。為此，我們認為，意大利民法典第1236條值得借鑒：“債權人免除債務的意思表示的通知送達債務人時，發生債的消滅。但是，被通知的債務人在適當期間內不愿接受該意思表示的不在此限。”所以，理論上如何圓融無礙是一回事，立法上如何適應現實，又是一回事，必須要極高明而道中庸，不可偏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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