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肝歧視案件已經塵埃落定。本案在促使人們進一步關注平等待遇等問題的時候，也向我們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即公民的隱私權保障。隱私權概念的產生至少可追溯至1840年哈佛大學《法學評論》（Harv.L.Rev）雜志上發表的題為《隱私權》的論文，文中并指出“在任何情況下，一個人都被賦予決定自己所有的信息是否公之于眾的權利”。于是，經過多年的司法實踐和理論研究，該權利的法律地位逐步得到確認，并長期被視作人格權的一部分，適用于平等主體之間。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個人的私生活越來越暴露于各種強勢團體、尤其是政府權力面前，這促使隱私權逐步演變為一種公民在憲法上的基本權利。正如美國某一判例中所言：在合眾國憲法任何個別的保障中都完全找不到“隱私權”，但是應當承認，“隱私領域”（zonesofprivacy）是可以為各種特別的憲法規定所創設的，而且國家權力也由此受到了制約。隱私權最初往往被認為“無正當理由私生活不受公開的權利”或“獨處的權利”（therighttobealone），是消極的和被動的權利。但是，隨著計算機技術的不斷發展，信息（尤其是涉及個人的信息）的大量收集、儲存和利用成為可能。通過對各種個人信息的結合將可以描繪出本人的整體形象，進而導致他人知悉本人不愿為人所知的個人私事，而且，本人有可能會因他人持有自己的各種個人信息而受到控制和支配，同時有關本人的各種決定難免會基于錯誤的個人信息做出，即個人信息的被收集處理使隱私權受到侵害的危險性越來越大。因此，又出現了所謂“個人信息控制權”的理論，即“所謂隱私權，乃是指個人自由地決定在何時、用何種方式、以何種程度向他人傳遞與自己有關的信息的權利主張”。這樣，現代意義的隱私權在具有消極、靜態、阻礙他人獲取與個人有關的信息等特性的同時，更具有了支配權的特點，具體表現為權利主體對與自己有關的信息進行收集、儲存、傳播、修改等所享有的決定權、按自身意志從事某種與公共利益無關的活動而不受非法干涉的個人活動自由權、其私有領域不受侵犯的權利、以及權利主體依法按自己意志利用與自己有關的信息從事各種活動以滿足自身需要的權利。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理論，世界上許多國家先后出臺了《個人信息保護法》，對國家機關和非國家機關的各種組織收集、處理、傳播個人信息的行為進行規范。許多國際組織也先后通過國際條約等的形式敦促成員國加強對個人信息乃至個人隱私的保護，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于1980年9月23日通過的《關于隱私保護與個人數據國際流動的指針的理事會勸告》確立了個人信息保護的基本原則，要求個人信息的收集應采取合法且公正的手段，并需通知本人或取得其同意，個人信息的處理應符合其利用目的（比如對政府機關而言，要符合其職權范圍），除經本人同意或者法律授權之外，個人信息不得被披露或者公開使用，個人信息處理者應采取合理的安全保護措施，以保護個人信息免受丟失、不當獲取、破壞等危險，特別是，個人有權要求個人信息處理者告知是否持有其個人信息并向其公開、要求對有關個人信息采取刪除、訂正等措施。同時，許多國家還確立了“敏感的個人信息”的處理規則，即對于人的種族、人種、政治觀點、宗教派別、所參加的社會團體（工會等）、健康情況、性生活等，除有法律授權外，原則上禁止收集。但是，為了公共利益或者更為重要利益的需要，對個人信息的保護便會存在例外。比如，為了預防疾病、進行醫學研究、某些行業進行正常活動或者保護其他人健康等的需要，可以收集個人的健康信息；為了建立信用社會，金融機構可以收集與個人債務清償有關的信息等。在我國，長期以來，缺乏保護隱私權的意識和完善的法律規定，同時，各種國家機關和企業等的其他組織都在大量地收集各種個人信息，各種有關的數據庫或檢索系統相繼出現。但是，對于如何收集、管理和傳播個人信息，缺乏明確有效的法律規定。比如，哪些組織可以收集處理個人信息、可以收集處理哪些個人信息、可以通過怎樣的程序向哪些人或組織提供信息共享服務、個人在本人信息的收集處理過程中有哪些權利等，都幾乎一片空白。不可否認，個人信息的收集處理在為我們的生活提供一定便利的同時，也暗含著侵害個人權益的危險，也進而會導致個人因擔心個人權益遭受侵害而不愿提供個人信息最終影響國家信息化的發展。因此，加快制定個人信息保護法，確立個人信息的處理規則，不僅是因應世界發展趨勢的需要，更是保護我國公民的合法權益、保障電子商務和電子政務健康發展、有效利用信息資源、完善政府信息公開法制所必需的。因此，雖然乙肝歧視案件最終的解決不是以隱私權為其主要訴因，但是，該案件卻足以令我們進一步思考我國隱私權保障的若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