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觀點認為，夫妻之間訂立忠誠協議，本身說明我們公民的法律意識在增強，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夫妻忠誠協議并不違法，因為夫妻忠實本來就是法律規定的內容，屬于法律明確的要求，協議雙方等于把法定的義務變成了約定的義務，法院應當予以認可。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夫妻之間簽訂的忠誠協議，雖不違法無效，但這種協議應由當事人本著誠信原則自覺履行，法院不能賦予忠誠協議強制執行力。因為忠誠協議要獲得法院賦予的強制執行力，必須經過一系列的查證舉證程序，法院審理這類忠誠協議案件，必然會面臨一個尷尬而危險的舉證困境和一系列社會負面影響，我們應當考慮賦予忠誠協議強制執行效力的巨大社會成本。某高級法院在相關指導性意見中規定：對夫妻雙方簽有忠實協議，現一方僅以對方違反忠實協議為由，起訴要求對方履行協議或支付違約金及賠償損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除婚姻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的情形外，夫妻一方在離婚案件中以對方違反忠實協議或違背忠實義務為由，要求對方支付違約金或損害賠償的，審理該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另一種觀點認為，婚姻本身即契約，一方在背叛對方之前，就得考慮違約所要付出的成本。只是在沒有具體協議約束的情況下，雙方承擔的是道德義務，而道德成本對于個人來說是隱性的，是不確定的。一旦簽訂了協議，就將隱性化的道德成本顯性化了，當事人很可能就會三思而行。從這個意義上說，忠誠協議對于維系婚姻穩定將起到積極作用。

也有觀點認為，《婚姻法》規定“夫妻應當相互忠實”而非“必須忠實”，“應當”意在提倡，只有“必須”才是法定義務。法律允許夫妻對財產關系進行約定，但不允許通過協議來設定人身關系。人身權是法定的，不能通過合同來調整。忠誠協議主張的侵權損害賠償缺乏法律依據，不屬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的離婚損害賠償之列。忠誠協議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法律不能通過合同契約的方式剝奪公民享有的人身自由這一憲法基本權利，故忠誠協議當屬無效。

筆者傾向于對忠誠協議認定為有效，因為其符合《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是對《婚姻法》中“夫妻應當互相忠實”規定的具體化。也正是由于夫妻簽訂了具體的協議，使得《婚姻法》上原則性的夫妻忠實義務具有了可訴性。《婚姻法》第四條明文規定：“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第四十六條又規定：因重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等而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賠償。《婚姻法》規定可以請求提起損害賠償的范圍只限定在重婚和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等四種情形，而一般的通奸行為不在此列，即必須達到重婚或同居的嚴重程度。夫妻有關忠誠協議的約定比《婚姻法》規定的范圍寬泛，既包括重婚、與他人同居的行為，也包括與他人的通奸行為。雖然，違反夫妻“忠實”規定尚未達到“重婚”、“與他人同居”等嚴重程度的一方應如何承擔相應責任，現行法律未做具體規定，但法律也未明文禁止當事人自行進行約定。忠誠協議的約定與《婚姻法》的基本精神相吻合，給付的金錢具有違約賠償性質，這種協議應當受到法律保護。但筆者同時認為，這種協議也是屬于可撤銷的，如果當事人在協議簽訂后反悔，認為該協議顯失公平，或者是在對方要死要活、苦苦相逼情形下被迫無奈簽訂的，則可以在協議簽訂之日起一年之內提出撤銷申請，這一年時間屬于除斥期間，超過一年則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法》第二條規定：“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也就是說，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并不屬于交易關系。當然不應受以調整交易關系為己任的《合同法》調整，例如離婚協議應由《婚姻法》調整，一方違反該協議不同意離婚，另一方亦不得基于合同法的規定而請求承擔違約責任。目前許多學者認為，《合同法》第二條第2款排除的身份合同僅指沒有財產內容的身份合同，夫妻關于財產問題的約定以財產關系為內容，屬于《合同法》的調整范圍，不過應當優先適用《婚姻法》等有關法律，這些法律沒有規定時才可適用《合同法》和《民法通則》。因此，法律并沒有禁止人們對有關身份關系進行協商達成協議，只不過這種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應由《婚姻法》、《收養法》等法律進行調整，法院在確認有關身份關系協議的效力時，首先應審查該協議是否違反《婚姻法》、《收養法》等法律的規定。

法院對夫妻之間忠誠協議效力的肯定，并沒有擴大現行婚姻法規定的適用范圍。對于不構成婚外同居的一般通奸行為，法院不會主動根據婚姻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判決夫妻中通奸一方對另一方予以賠償，也不會根據婚姻法第四條“夫妻應當相互忠實”的倡導性條款判令通奸一方承擔違反忠實義務的責任。但是，對于夫妻雙方在自覺自愿基礎上簽訂的忠誠協議，法院應當認定這種忠誠協議有效。既然其與婚姻法規定的精神相吻合，又沒有欺詐、脅迫的情形，當事人雙方愿意通過忠誠協議約束自己的行為，并提前約定了違反忠誠協議行為的違約責任，法院有什么理由否定其法律效力呢?至于違反忠誠協議行為的舉證問題，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法院當然不會依職權去調查什么通奸的事實，如果一方當事人主張另一方違背忠誠協議但沒有相應的證據予以證明，其只能承擔敗訴的后果，法院又怎么會陷入到“尷尬而危險”的舉證困境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