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城市農民工的權益保障問題是一個牽動中國的民生問題，農民工現狀已經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尤其是在全面推進城鄉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今天，農民工的基本權益應該得到保障，這樣才能體現社會的公正性，體現政府的全民性和公共性。大量農民工長期不被城市吸納整合乃至受到歧視忽略，農民工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同命不同價的問題，越來越受到大家的關注，筆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對農民工的權益的漠視，定會積累很多的矛盾，處理不好也可能造成重大不穩定因素。故通過自己實踐經驗，對農民工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同命不同價的問題提出一些粗淺的認識。

[關鍵詞]

刑事附帶民事 農民工 同命不同價

[正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司法機關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同時，附帶解決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經濟損失的賠償問題的活動。它和民事訴訟中的損害賠償是一樣的，屬于民事訴訟的性質。但和一般的民事訴訟又有不同，因為這種賠償是由犯罪分子的犯罪行為引起的，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引起的，是由審理刑事案件的審判組織一并審判的，所以它又是刑事訴訟的一部分，是一種特殊的民事訴訟。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因人身受到損害而提出賠償是最常見的情況。被害人的人身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受到損害造成經濟損失，與犯罪行為存在因果關系，處理這類案件，在確定賠償原則、賠償范圍和賠償數額時，應當遵循刑法、民法和有關司法解釋的基本原則和具體規定，體現附帶民事訴訟的特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死者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20年計算”。該司法解釋人為地將我國公民按其戶籍分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兩類，分別規定了不同的死亡賠償標準，由此導致了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在同一地點、同一事件中死亡的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農民工同命不同價）獲得賠償數額大相徑庭的荒謬現象。
戶口仍在農村尚未遷至城鎮，但其已“人戶分離”由農村進入城鎮，在城鎮工作、生活、居住并且達到一定期限的農民工，其已融入城鎮，職業環境、居住環境、生活環境以及收入和消費標準均發生了變化。如果作為人身損害賠償的受害人，其遭受的收入損失和財產損失等實際損失完全不同于在其進城以前作為農村居民所遭受的損失。前者與后者相比，前者的損失要大的多。因此，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5條“公民的經常居住地是指公民離開住所地至起訴時已連續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的規定，對雖然是“農業人口”戶口，但“人戶分離”到城鎮連續工作、居住、生活達一年以上，而且其經濟收入、生活來源已與農村和農業生產相分離的農民工，應作為城鎮常住人口，將其視作“城鎮居民”。《司法解釋》的實施至今已兩年有余。從司法審判實踐看，目前絕大多數人民法院在審理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仍將《司法解釋》中的“城鎮居民”理解為“非農業人口”、將“農村居民”理解為“農業人口”，并據此適用相應的標準進行賠償，造成了農民工的同命不同價，是司法審判實踐中的不公。
將“城鎮居民”、“農村居民”認定并等同于“非農業人口”、“農業人口”是對《司法解釋》所作規定認識和理解的錯誤。是對農民工的權益的歧視，“城鎮居民”雖然包含“非農業人口”，但是并不僅僅局限于“非農業人口”，其內涵比“非農業人口”要廣得多；而“農村居民”也僅僅是“農業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人員，故符合上述條件的農民工，在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作為受害人，應按城鎮居民認定，以解決“同命不同價”這種有違法治之精神實質的現象。最高法院李軒副院長在有關農民工的問題的會議上作總結發言認為：第一、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以居民的身份和地位作為死亡賠償金的計算標準其不合理性是顯而易見的，提出應當在一定程度上考慮全國城鄉居民上一年度平均收入作為賠償金計算標準，以彰顯公平；第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沒有任何上位法依據，存在明顯僭越立法權的嫌疑；第三、此案反映出來的深層次問題在于目前我國的司法解釋權缺乏必要的程序規則和監督機制，導致目前濫用解釋權的現象頻頻出現；第四、針對目前人身損害賠償缺乏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礎的操作規范，建議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適時制定侵權行為法或人身損害賠償法，以解決“同命不同價”這種有違法治之精神實質的現象。值得慶幸的是，有些省市的高院出臺了一些規范性文件，對此類現象給出了令人滿意的答案，如河南省高級法院制定并向全省各級法院下發了《關于加強涉及農民工權益案件審理工作，切實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意見》。《意見》第十五條規定：“受害人為農民工的醫療損害、交通肇事及其他損害賠償案件審理中，凡在城鎮有經常居住地，且其主要收入來源地為城鎮的，有關損害賠償費用根據當地城鎮居民的相關標準計算。”這是我國首次以法院文件的形式確認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的賠償“同命同價”。也是對農民工的權益的保護，使農民工在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得以“同命同價”。

毋庸諱言，戶籍制度是造成不公的因素之一，但也有例外。1995年1月1日，2006年3月28日，我國實施了兩部法規———《國家賠償法》和《國內航空運輸承運人賠償責任限額規定》。前者規定凡需要國家賠償的，不論死亡人的戶籍如何、在何地區，均按照一個標準———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計算死亡賠償金。后者規定將空難死亡賠償金提高到40萬元，死亡賠償金一律按我國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30年為限。　　　　　　不難看出，《國家賠償法》、《國內航空運輸承運人賠償責任限額規定》根本沒有設立因戶籍差異導致死亡賠償金額不同的歧視性條款，確實是“生死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憲法》第五條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比較我國相關法律，不同立法領域面對生命價值卻存在不同標準，這無疑是一個錯誤。農民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農民工，享有憲法賦予的一切權利；農民工，生時忍受著本不該發生的各種歧視，死后還要將這一不公帶入墳墓-------逝者已去，生者應思。據悉，最高法院正在協調各方意見，考慮就人身損害賠償出臺新的相關司法解釋，以使農民工能同命同價，但愿這是不公的結束和公正的開始。

[參考文獻]

[1]《活著的不公與死亡的不同》陳明主編工人日報出版社2006年版

[2]《中國農民工問題》作者劉懷鐮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