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我作為被告人楊多銘的一審辯護人，今天第二次出席法庭，為被告人楊多銘進行辯護。

　　通過兩次開庭參加的法庭調查、舉證、質證以及聽取公訴人的公訴意見。我們更加堅信了在第一次開庭時對本案提出的指控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其指控罪名不成立的辯護觀點的正確性。相關事實和理由如下：

　　一、關于本案的證據體系

　　根據兩次庭審的綜合情況看，公訴機關為支持起訴，在事實方面，組織了包括被告人供述+證人(言詞)證言+(謀利)客觀證據相呼應的證據系統。然而，根據庭審質證以及查明的事實，控方的這一證據體系存在重大瑕疵，根本不符合刑事證據“三性”的基本要求。集中體現在：

　　首先，就被告人供述而言

　　從庭審調查證實，被告的供述只限于其刑事立案前的“雙規”期間寫有數份“交待材料”。材料中雖然曾承認收到了指控的錢財，但其在刑事立案以后的長期申辯以及法院根據辯護人的申請依法委托技術鑒定機構的鑒定結論證實并不是被告人真實意思表示。

　　1、被告人刑事立案前的自書“交待材料”屬證據來源不合法依法不能作為刑事證據使用

　　根據被告人的當庭陳述，是被告人面對紀委工作人員的“教育”…“引導”，抱著重病的身體，抱著既不敢得罪紀委工作人員，又擔心無原則的滿足其工作人員的要求書寫“交待”，將來一旦不按承諾兌現 “黨紀、政紀處理”而形成自證其罪的刑事證據的特殊情況下，以無奈之舉違心形成的產物。被告人在案前自書“交待材料”中留有無奈的痕跡是無奈的，再庭審中道破它是痛苦的。難道身處正廳級的被告人懂得這樣做會得罪相關機構嗎?他知道!他如果不懂得就不會步步后退直至退到了法庭辯論的最后階段才說出真相?這就是公訴人在第一次開庭發言時疑問于被告人為什么不向公訴機關說明的原因。他沒有在偵查、審查起訴、起訴階段向檢察機關說明不是不相信檢察機關;而是在痛苦的身心折磨過程中堅守著不到萬不得已絕不可以將有損組織形象的“秘密”公諸于眾的信念!在法庭辯論的發言最后他倒出了這一“秘密”，那是無奈之上的無奈之舉，因為，給他保密的機會已經完全用盡了。而倒出這一“秘密”他不僅不像本律師想象的應當輕松，相反的再庭后會見時得知，他感覺的更加痛苦，甚至后悔倒出了這一唯一可能洗刷自己清白的不應公開的殘酷事實。

　　當然，我們大可忽略不計鑒定結果，退步而言，就算被告人自書的“交待材料”上沒有其密寫的痕跡，單從書寫內容中涉及案件關鍵事實比如時間、錢的數額、錢的包裝物等重要情節的描述上均各不相同之處，從形式上多處標注有“被教育…”等隱含無奈的文字表述以及結合控方在錢的來源、給付、謀利等方面的矛盾判斷，其所謂的“供述”材料也不能完整的證明案件指控事實。更何況行為人在特定的環境中，在萬般無奈的情勢下以密寫的方式注明的材料形成真實原因依法得到了科學檢驗的證實。

　　據此，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對該法的司法解釋第六十一條之規定，被告人在刑事立案前所寫材料以及建立在以此為基礎之上的問話記錄當然不能作為本案定罪的證據使用。從而，本案事實上形成了本案公訴機關證據系統中沒有的被告人供述的適格證據。

　　2、刑事立案后被告人沒有自證其罪的供述

　　而2005年2月5日被告人被刑事立案并宣布逮捕后至一審法庭，其在一直堅持糾正原來的不實“交待”的同時，始終否認收到過指控的錢財，從不同角度反復申辯沒有任何褻瀆權利的行為。就此得到了偵查機關、審查起訴、起訴階段公訴機關先后數次問話記錄充分的證實。

　　也就是說，被告人不僅在被刑事立案前沒有自證其罪的供述，立案后更沒有這方面的供述，此列證據顯然不能支持起訴。

　　其二，就證人證言來看

　　按照公訴人的說法，此案即便是“零口供”起訴指控亦完全成立。而對此說法，本案中，在起訴之前就已經出現了。那么是什么樣的證據在支持著這一明顯有罪推定的控方斷言呢?如果說在第一次開庭審理之前，有關部門將證據著眼點包含了被告人自書材料的話尚可以理解，因為此前沒有人或都不愿意對“雙規”期間形成的自書材料提出質疑。而此案經過第一次開庭后，尤其是今天二次復審法庭出示的科學鑒定結論完全否定了被告人自書材料的刑事證據價值后，恐怕『“零口供”也完全可以對被告人定罪』的說法就失去了最起碼的證據基礎;道理很簡單，因為公訴證據根本不能支持對被告人的有罪指控。

　　◆就指控第一項因吳昌考案件收受11萬的證人證言來看

　　1、指控第1筆DD證人證言是否能夠證明在跨世紀酒店被告人收受了包軍給予的1萬元?

　　對此，主要證據卷P95-97 2005、元、11黎華自書與包送楊錢經過中的/15-18證實：“2000、7說好送1萬…由我做掩護…買完酒后回到車上包軍從提包拿出1萬元放進一個牛皮紙信封…”;而就同一事實，主要證據卷P69包軍證實：“買好禮物后回到房間，我要準備出發到跨世紀大酒樓吃飯前……”P68/末1-2“是用桃園飯店的信封裝好(1萬元)… ”/P69-1。

　　2、指控第2筆DD在梧州五豐大酒店證人證言是否能夠證明被告人收受了包軍給予的5萬元?

　　對此，主要證據卷P89/3-4黎華2005、3、7證實 “2000、8 梧州5萬元之事…是先與包商量的…包軍接我后…在去楊多銘住的酒店途中…見包軍在車上將這5萬元裝入一個黑色朔料袋…”;而就同一事實，主要證據卷P70-71包軍 2000、8月證實：“梧州…給楊多銘5萬元…是事先和黎華商量確定…約好楊喝茶后，我在辦公室從保險柜中拿出5萬元用黑色塑料袋包好裝入自己的公文包/12-16…去接黎華…至楊住的房間…晚9點多(李來電話后)我從皮包里拿出準備好的5萬元… 放在楊床上還是茶幾下面”。同時，在離開房間的順序上，黎華證實是“與包一起離去”而包軍證實“黎先出房間，包后出房間… …”。

　　3、指控第3筆DD在北京郵電大廈證人證言是否能夠證明被告人收受了包軍給予的5萬元?

　　對此，主要證據卷P90/末行黎華證實“包送楊5萬時不在場，但我們回到郵電大廈房間時，(我和包同住)(P91/1-2 )包說“已經搞惦了…5萬元人民幣已送給楊多銘了…”。而就同一事實，主要證據卷P78包軍在證實：在北京送給被告人5萬元沒有人在場的同時，對何時將次事告知黎華作證為“在王府井(買單時)將送楊5萬事告訴了黎，沒說具體數額。”同時，包、黎二人證實被告在郵電大廈只住了一個晚上。

　　而P99-111李應劍2005、3、21證實：P107 “…11月份包、黎去京看楊、飯后到郵電大廈，我和我女兒住一間”(倒3行)而P86/17-18 黎華 2005、3、17證實“當晚李應釗在我和包軍住的房間加了一個鋪位”，同時證明“被告人在郵電大廈住了兩個晚上，次日陪逛王府井后的第二晚…我見包進了楊房間，包出來說“OK了，搞惦了…”

　　三個證人證言在給錢的時間、日期及去王府井時間甚至被告人究竟在郵電大廈住幾個晚上等重要情節上，說法均各自不同，根本不能相互印證。

　　綜合以上控方言詞證據，就其指控第一項被告人楊多銘收受了指控的11萬元而言，面對錢的包裝物、錢的來源、錢給付時間等重要情節證人各自不同的說法，面對如此重大疑點，公訴人可以視而不見。堅持自己的指控主張是公訴人的權利;但當我們理解到公訴人的這一堅持是施罪過于被告人時，那么就有理由要求公訴人必須用你自己的證據來向法庭說明和排除上列重大證詞疑點。因為經過兩次法庭調查，在公訴人已經完成了的法庭舉證、質證過程中，被告人、辯護人、旁聽群眾、甚至包括審理此案的合議庭成員，都沒有看到控方有任何形式的證據排除或解決證人證言之間的上列重大分歧。

　　從而足以說明，證人證言不能支持對被告人的該項犯罪指控。

　　◆就指控第二項收受周某某3萬元的證人證言來看

　　根據公訴人的舉證，本項指控收錢事實的認定，共有兩個證人，其中之一是在主要證據卷P196/17-18周建成2005、元、10 證實：“鄺提出應意思一下，我問1、2總可以了吧，他說“不行，起碼要2.3萬”…”;顯然，周的證言對犯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