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5）佛中法民一終字第267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余新玉，女，1974年1月3日出生，漢族，住佛山市南海區西樵鎮聯新迎福里7號。

　　委托代理人陳家春，廣東古今來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鄭振琳，女，1981年6月7日出生，漢族，住廣西橫縣馬山鄉西竹村委王皮村。

　　委托代理人王天璽，男，1963年10月1日出生，苗族，住貴州省松桃縣甘龍鎮寨地村上寨組。

　　上訴人余新玉因雇傭合同糾紛一案，不服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法院（2004）南民一初字第1527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判決認定：從2003年9月起，原告為被告探機，雙方未簽訂勞動合同，但口頭約定按件計付工資，探一條經的工資為0.008元，探一條鋼片的工資為 0.004元，探一個符扣的工資為16元。2003年9月至2004年5月15日，原告應得的工資為2370元，扣減被告已經支付的工資500元，被告尚欠原告工資1870元。

　　原審判決認為：原、被告之間雖然未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但原告組織安排被告等人進行探機工作，并對其進行管理，雙方已經形成了事實的雇傭合同關系，應參照有關勞動爭議糾紛的規定進行處理。現原告訴稱被告尚欠其2003年9月至2004年5月15日的工資共1870元；而被告辯稱原告完成的部分成果有質量問題，且有部分工資進行了重復計算，故扣減原告多算的工資部分以及被告已經支付給原告工資500元后，被告尚欠原告2003年10月至2004年5月的工資為450.5元。對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條的規定，被告應對扣減原告的勞動報酬這一事實負舉證責任，但被告提供的證據未能證明其主張，故本院對被告的意見不予采信，對原告請求被告支付勞動報酬1800元的訴訟主張予以支持。對于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誤工費500元，因其依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為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八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第六條的規定，判決：一、被告余新玉應于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內支付工資1800元予原告鄭振琳。二、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一審受理費50元，由被告負擔。

　　上訴人余新玉不服上述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稱：一、原審判決認定案件性質錯誤。原審認為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形成事實上的雇傭合同關系錯誤。如何確認為雇傭關系，目前法律理論界與實務界形成了四個比較一致的觀點：一是雇員在雇主的控制下完成工作，雇主可以隨時修正工作內容；二是雇傭關系下，利用雇主提供的生產條件、場所進行工作；三是雇主與雇員之間產生了一種人身依附關系，雇員在工作時沒有自主權；四是雇傭關系中，有一個相當長的支付工資的周期，如按星期、月支付工資，工資支付有一個相當于該行為的比較固定的標準。事實上，被上訴人是在紡織廠的管理下、利用紡織廠提供的機械、原料等生產條件進行工作；上訴人在接到紡織廠的探機工作后轉給被上訴人做，被上訴人可以自主確定是否承接，不受上訴人控制和指揮；上訴人按照被上訴人完成的探機工作量支付報酬。綜合上述法理和事實，上訴人和被上訴人不存在事實上的雇傭合同關系，原審對案件定性錯誤。二、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本案主要爭議焦點在于被上訴人完成的探機工作量是多少。對此，上訴人提供了雙方簽名確認的工作量表，被上訴人提供了單方面記載的工作量表，但結果差距較大。為此，上訴人建議原審法院到各紡織廠進行調查以核實被上訴人完成的探機工作量。原審法院不但拒絕接納上訴人建議，還在被上訴人提供的證據不具有證明力的情況下，竟然以上訴人無法提供證據反駁為由采信被上訴人單方記載的工作量。《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三條第一款規定：“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分別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給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于另一方提供的證據的證明力，并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的予以認定。” 顯而易見，上訴人與被上訴人為證明探機工作量提供了差距較大的證據，同時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的證據，但上訴人提供的證據的證明力明顯大于被上訴人提供的證據的證明力，原審法院應依照上述規定對上訴人提供的證據予以確認，對被上訴人提供的證據不予認定。所以原審法院錯誤采信證據，認定事實不清。三、原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由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不存在事實上的雇傭合同關系，原審對案件定性錯誤，故原審參照有關勞動爭議糾紛的規定處理本案以及在判決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條六條規定錯誤。綜上，請求撤銷原審判決，依法予以改判；本案全部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承擔。

　　被上訴人鄭振琳答辯認為：被上訴人于2003年9月至2004年6月止，在上訴人手下進行探機工作，由上訴人在西樵一帶的紡織廠承攬探機任務后，其扣留部分加工費后，指揮安排被上訴人為其進行探機，工資實行計件。上訴人負責管理質量和作息時間等工作，并無償提供住宿，平時不發工資，必要時只預支部分工資作生活費用。被上訴人的工作直接與上訴人結算，并不是與廠方結算。因此，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形成了事實的雇傭關系，上訴人理應支付工作1800元給被上訴人。原審定性正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

　　上訴人余新玉與被上訴人鄭振琳在二審訴訟期間沒有向本院提供新的證據。

　　經審查，本院對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被上訴人鄭振琳等人雖然是利用紡織廠提供的機械、原料等生產條件進行探機工作，但被上訴人等人是由上訴人余新玉承接了紡織廠的業務后再安排到紡織廠工作。在工作中被上訴人須聽從上訴人的指揮，接受其管理，并由上訴人計算支付勞動報酬，故被上訴人在一定程度上要受上訴人的支配。而且上訴人為被上訴人提供住宿條件，預支部分工資。因此，雙方的關系符合雇傭關系的特征，原審判決認定雙方存在事實的雇傭關系正確。上訴人上訴認為雙方不存在雇傭關系，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采信。

　　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提供了勞務，上訴人應依約定支付報酬。根據雙方的約定是按件計算工資，但雙方對被上訴人所完成的探機工作量存在爭議。因上訴人作為雇主，支付勞動報酬是其法定義務，故其應當記錄被上訴人所完成的工作量以便計算勞動報酬。因此，上訴人在該方面的舉證能力較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規定》第七條的規定，將舉證責任分配給上訴人較為合理。證據的內容是否真實，是確定該證據是否被法院采納認定的其中一個方面。上訴人在一審訴訟中提供具有被上訴人簽名確認的部分紡織廠的工作記錄，但第一，該記錄單中和紡織廠與其在庭審中確認實際安排被上訴人工作的紡織廠不一致。即上訴人未能提供完整的工作記錄。第二，上訴人所提供的工作記錄單中有明顯刪改、涂改的痕跡。最為明顯的是華昌盛廠的工作記錄單第17頁，其中2004年3月17日、3月 18、3月19日的部分記錄被橫線劃掉；3月20日中的“20”涂改為“28”、3月21日中的“21”涂改為“28”，也就是說，3月20日至27日期間沒有進行工作，但按被上訴人自己的記錄，在該期間則完成了相當的探機工作量。對于上述問題，上訴人未能作出合理解釋。因此，上訴人所提供的證據中存在的明顯瑕疵，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規定》第六十五條第（四）項的規定，原審法院對此不予認定并無不當。上訴人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證據，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被上訴人主張的工資數額并不過高，且提供詳盡的工作記錄和計算依據，原審采信其主張并判決上訴人支付所拖欠的工資1800元正確，本院予以維持。

　　綜上，上訴人的上訴請求，理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50元，由上訴人余新玉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羅 睿

　　代理審判員 林 波

　　代理審判員 吳 健 南

　　二○○五年六月八日

　　書 記 員 劉 斯 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