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人(原審被告): 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住所地:沈陽市于洪區鴨綠江街17號。
法定代表人:段心強,站長。
委托代理人:李斌,遼寧同方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 遼寧省林業科學研究院。住所地:沈陽市于洪區鴨綠江街12號。
法定代表人:邢兆凱,院長。
委托代理人:楊玉海,男,1942年8月25日出生,漢族,該院法律顧問。住址:沈陽市大東區東順城路4號22室。
委托代理人:康樹萱,男,1958年5月10日出生,滿族,該院副院長。住址:沈陽市皇姑區黃河南大街112巷16-1棟641室。
上訴人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因與被上訴人遼寧省林業科學研究院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不服沈陽市于洪區人民法院(2003)于民房初字第296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由審判員白云良任審判長并主審,與審判員高子丁、代理審判員曹桂巖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公開開庭審理,上訴人遼寧記者站委托代理人李斌,被上訴人林科院委托代理人楊玉海、康樹萱到庭參加訴訟,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判決查明:遼寧記者站在沈陽市于洪區鴨綠江街17號建筑住宅及辦公用房,由遼寧記者站下屬部門基建處進行承建,經林科院與遼寧記者站下屬部門基建處協商,向遼寧記者站購買住宅房屋,并由林科院及林科院職工張善財分5次向遼寧記者站下屬部門基建處交付購房款及配套設施費計人民幣 142460元。但在房屋竣工后,林科院并未取得所購買的房屋。林科院訴至一審法院。一審訴訟中,依遼寧記者站的申請,一審法院委托沈陽市中級人民法技術處對林科院提供的房屋聯建協議上公章的形成進行司法鑒定,林科院對鑒定結論有異議,但未提出申請復議。一審法院依職權向沈陽市于洪區公安分局調取的刻制公章的有關審批手續,林科院對該證據無異議,遼寧記者站認為其并未出具刻制公章的介紹信,其也沒有基建處的公章,黃興頂不是遼寧記者站職員,與遼寧記者站只是聯建關系。
原審法院認為:遼寧記者站在沈陽市于洪區鴨綠江街17號建筑住宅、辦公用房屬實。且有足夠證據證明林科院向遼寧記者站下屬部門基建處先后交付購房款及其它費用,現因林科院交付房款后并未取得房屋,且遼寧記者站所建房屋無法辦理產權手續,對遼寧記者站下屬部門基建處收取林科院的購房款,應退還林科院。因遼寧記者站未提供證據證明其下屬基建處是獨立法人,故認定基建處為遼寧記者站下屬部門,遼寧記者站作為基建處的法人單位,應將收取林科院的購房款退還林科院,并賠償林科院相應的利息。林科院向本院提供的五張票據中有張善財交付有線電視費480元,對講門費380元票據二張。經查,林科院購買此房欲分配給張善財,故由張善財交付上述款項,后因林科院未取得該房屋,將張善財交付的款項退回其本人,林科院同時也取得主張該款項的權利。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款第(四)項之規定,判決:一、遼寧記者站于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內退還林科院購房款及配套設施費計人民幣142460元,并從2000年10月19日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建筑行業貸款利率計算支付利息,至償清欠款時止。二、駁回雙方其他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4310元,由遼寧記者站負擔。
上訴人遼寧記者站不服一審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稱:原審法院判決上訴人退還被上訴人購房款142460元及支付逾期利息錯誤。1、原審法院認定林科院與遼寧記者站下屬部門基建處協商,向遼寧記者站購買住宅房屋錯誤。上訴人沒有設立基建處這一下屬部門,不存在與被上訴人協商銷售房屋的事實。上訴人曾經在原審訴訟過程中對“房屋聯建協議”中遼寧記者站公章真偽申請司法鑒定,鑒定結論為:印章形成符合打印、復印印刷特點,不符合蓋印形成特點,檢驗材料中“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印章印跡不是蓋印形成。因此,“房屋聯建協議”系他人偽造而成,真實有效的合同才是被上訴人訴訟請求賴以存在的基礎,被上訴人根據偽造的合同向法院提出的訴訟請求不應得到支持。而原審法院卻置偽造合同的事實于不顧,摒棄司法鑒定結論,在沒有相關證據支持的情況下認定上訴人“下屬單位”與被上訴人協商房屋買賣事宜,缺乏事實依據。2、原審法院認定“本案有足夠證據證明林科院向遼寧記者站下屬部門基建處先后交付購房款及其他費用”錯誤。被上訴人向原審法院提交的五張收款收據總金額為142460元,其中有黃興頂簽章的票面金額為14萬元(見№0037437、 №2648102票據)。上訴人認為偽造合同的人是黃興頂,收取房款的人同樣也是黃興頂,這五張收款收據與司法鑒定結論有機結合充分印證了黃興頂涉嫌犯罪的全部過程。由于本案所涉及的合同是偽造的,故查明房款的真正去向是十分必要的,僅憑借票據表面記載會導致對案件事實作出錯誤的認定。況且被上訴人提交的收款收據中加蓋的印章是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基建處”財務專用章,而上訴人單位從未刻印、使用過此類公章。原審法院在司法鑒定結論作出后,又圍繞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基建處財務專用章來源的問題依職權向沈陽市公安局于洪分局調取一系列書證。從該書證表面記載的內容來看,只有一種橢圓形樣式的基建處財務專用章樣本,而被上訴人提交的五張收款收據中,竟然出現了橢圓形、圓形、方形三種不同樣式的印鑒樣本,上訴人沒有此類印章,以此認定上訴人收取142460 元購房款的證據顯然不夠充足。另外,原審法院在于洪公安分局調取的相關書證是在黃興頂偽造合同收取房款行為全部終結之后形成的,并且該系列書證能夠說明,刻印“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基建處財務專用章”的行為也是由黃興頂本人實施的,原審法院在黃興頂偽造主合同并私刻財務印鑒的情況下,仍然認定上訴人“下屬單位”收取被上訴人142460元購房款顯然是錯誤的。3、原審法院判決漏列訴訟當事人,上訴人請求將黃興頂增列為訴訟當事人。原審庭審中,上訴人多次聲明黃興頂不是上訴人的職員,在被上訴人向原審法院提交的“房屋聯建協議”中明確載明“委托代理人黃興頂”字樣,并且從被上訴人向原審法院提交的五張收款收據也能夠看出,是黃興頂收取了被上訴人14萬元的購房款(見№0037437、№2648102收據)。綜上,本案中的“房屋聯建協議”系無權代理人黃興頂冒用上訴人名義實施訂立的合同,且該人所采取的手段已經涉嫌犯罪。關于本案中的民事責任問題,上訴人認為根據《合同法》第48條之規定,應當由無權代理人黃興頂承擔。另外根據我國刑法的相關規定,偽造國家機關、企事業印章的行為是犯罪行為,人民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過程中發現涉嫌犯罪線索時,應當移交偵查機關處理。請求撤銷原審法院判決,依法作出公正的裁決。
被上訴人林科院答辯稱:1、上訴人提出“原審法院認定林科院與遼寧記者站下屬部門基建處協商,向遼寧記者站購買住宅房屋錯誤”的提法沒有事實和法律根據。上訴人確實設立了基建處,如沒有設立下屬單位基建處,沒有工作人員黃興頂,為什么在2001年4月23日出具“人民日報記者站(站)字第04號介紹信,讓黃興頂前去沈陽市公安局于洪分局刻印財務章和個人名章(有從于洪區公安局調取的復印件為證)。2、關于偽造”房屋聯建協議“一事,也是上訴人與該單位工作人員黃興頂合謀而為,共同欺騙購房人。被上訴人當時相信了上訴人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是黨中央的喉舌單位,且上訴人為讓我們相信他們的騙局與我們簽訂”聯建協議“前,將建房的手續沈陽市人民政府的建設用地批復和建設用地通知書給被上訴人看了,同時被上訴人也留了復印件,還說其他手續也會很快辦下來,被上訴人才與上訴人簽訂了”聯建協議“并付款。如果說合同印章是假的,上訴人給我們看的用地批復和用地通知書是真的,建起來的房子也是真的,這樣就是說明假”聯建協議“是上訴人指派黃興頂欺騙我們,或者是上訴人與黃興頂合謀詐騙。這樣也應由上訴人負全部責任。被上訴人與上訴人簽訂的合同印章是假的,而沈陽市于洪區鴨綠江街17號的其他44戶居民與遼寧記者站簽訂的合同是完全一樣的,為什么上訴人承認與其他44戶居民簽訂的合同有效呢(有44戶居民上訪信為證)。3、關于上訴人所述”被上訴人向原審法院提交的五張收款收據“的問題已有證據證明,黃興頂是上訴人的工作人員,遼寧記者站基建處是上訴人的下屬單位,此款全部由遼寧記者站收取,至于此款用于何處,都應由上訴人承擔責任。綜上,上訴人建設沈陽市于洪區鴨綠江街17號住宅是事實,銷售給沈陽市內的45戶市民是事實,特別是收到被上訴人人民幣142460元也是事實。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無論”聯建協議“有效與否,上訴人均應向被上訴人返還購房款及利息,并賠償被上訴人因此而造成的一切經濟損失。請求駁回上訴人的上訴請求,維持原審判決。
本院經審理查明:遼寧記者站在沈陽市于洪區鴨綠江街17號建筑住宅及辦公用房,由遼寧記者站下屬部門基建處進行承建。1999年,林科院與遼寧記者站下屬部門基建處協商,向遼寧記者站購買住宅房屋。2000年7月21日,林科院支付購房款9萬元,遼寧記者站基建處蓋有“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基建處財務專用章”及黃興頂名章的專用收款收據。2000年10月林科院支付購房款5萬元及煤氣管網費1600元,遼寧記者站基建處出據蓋有“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基建處轉帳收訖”章及黃興頂名章以及蓋有“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基建處現金收訖”章專用收款收據兩張。由于林科院所購房屋擬分配其職工張善財,張善財通過林科院向遼寧記者站基建處還支付了對講門費380元,有線電視初裝費480元。由于林科院無法將房屋分配于張善財,林科院已將張善財所交款項計860元返還于張善財。在房屋竣工后,林科院并未取得所購買的房屋。林科院訴至一審法院。一審訴訟中,依遼寧記者站的申請,一審法院委托本院技術處對林科院提供的房屋聯建協議上“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公章的形成進行司法鑒定,鑒定書載明“檢驗材料中‘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紅色印章印跡清昕,特征穩定,經在鏡下檢驗,印章形成符合打印、復印印刷特點,不符合蓋印形成特點。結論為檢驗材料中‘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印章印跡不是蓋印形成”。另,一審法院調取了沈陽市于洪區公安分局備案的2001年4月的兩份介紹信,其中一份蓋有“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基建處”公章及“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基建處財務專用章”,另一份上蓋有“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的印章,該介紹信載明,“茲介紹本站黃興頂同志前往你處刻印財務章及處人名章。”
上述事實,有當事人陳述,專用收款收據,一審法院調取的備案于于洪公安分局的介紹信,本院[2001]沈民初字第183號案件詢問筆錄、庭審筆錄及民事裁定書,沈陽市于洪區法院(2001)于經初字第204號民事判決書,本院技術處鑒定結論,本院詢問張善財筆錄等佐證。
本院審理認為:1、有足以充分的證據證明上訴人遼寧記者站存在下屬基建處,且黃興頂系基建處的負責人。第一,在原告李芳偉訴被告人民日報社、被告沈陽市液化石油氣房屋開發有限公司、第三人東北金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黃興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本院[2001]沈民初字第183 號}中,遼寧記者站法定代表人段心強作為人民日報社的訴訟代理人參加訴訟。庭審中原告李芳偉出具1999年4月28日與東北金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原東北金城建筑安裝工程總公司)簽訂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段心強表示對該合同無異議。該合同尾部落款載明發包方“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法定代表人“段心強”,委托代理人“黃興頂”。審理該案的法官問,“在合同中,黃興頂是否代表你方人民日報”,段心強答,“黃興頂代表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基建處,簽訂合同是一個失誤,應該蓋基建處的公章”。以上說明,遼寧記者站在當時不僅存在基建處,而且基建處還有印章。第二,在前述案件中,法官問,“被告人民日報社,楊濤是否是基建辦的人”,段心強答,“不是,黃興頂是基建辦的人,楊濤是黃興頂聘用的人”。說明遼寧記者站存在基建處,且黃興頂是遼寧記者站基建處的人。第三,1998年4月25日,遼寧記者站為黃興頂出據委托書,載明“‘東北新聞大廈’是我站的重大工程,但由于合作方沒有建設能力而停建,需要辦理移交手續,基于我站工程師吳宗寶同志年老體衰,特聘請黃興頂同志作為我站站長段心強的代理人,與吳宗寶同志一起,共同辦好軍區建設手續的移交工作。”段心強對此委托書無異議。說明此時黃興頂即代表遼寧記者站從事原施工方與其之間的交接工作。第四,在前述案件在第二次庭審中,法官問,“黃興頂,你在施工單位任什么職務,在建設單位及聯建單位任什么職務”,黃興頂答,“施工合同我是經辦人,是施工單位與建設單位兩個法人問題,在施工單位我是項目經理,在人民日報社我是基建處副處長,但實際上行使處長的權利。”以上黃興頂的陳述亦說明遼寧記者站存在基建處,且黃興頂是基建處的負責人。第五,在該案卷宗中還有一份《供水協議書》,該協議書中有“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基建處”字樣及“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基建處財務專用章”的印章。黃興頂對該章無異議。以上說明,遼寧記者站不僅存在基建處,而且 “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基建處財務專用章”在當時即已實際使用。第六,在前述案件第三次開庭審理時,法官問,“人民日報社,基建處與遼寧記者站的公章在哪保管”,段心強答,“遼寧記者站的公章由我的干事保管,基建處的公章由黃興頂保管”。說明遼寧記者站不但存在基建處,而且基建處還有公章。第七,在前述案件中,黃興頂在本院2002年9月12日所作的詢問筆錄中稱“……遼寧記者站為大廈工程成立了基建處,當時段心強任基建處長,黃興頂任副處長……”,當法官詢問段心強黃興頂的陳述是否屬實時,段心強對此未表示反對,說明黃興項為基建處負責人員。第八,在沈陽市于洪區人民法院審理的原告沈陽新航不銹鋼鋁型材廠訴被告人民日報社定作合同價款糾紛案[(2001)于經初字第204號]中,于洪區法院判決認定,“原告于1999年9月2日與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基建處(非法人單位)簽訂加工定作合同一份,”該生效判決表明,遼寧記者站基建處于1999年9月2日即業已存在,并以基建處的名義從事民事活動。第九,在沈陽市公安局于洪分局備案的2001年4月的兩份介紹信,其中一份蓋有“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基建處”公章及“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其建處財務專用章”,另一份上蓋有“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的印章,該介紹信載明,“茲介紹本站黃興頂同志前往你處刻印財務章及處人名章。”表明遼寧記者站不僅存在基建處,而且還有基建處公章及財務專用章,且黃興頂系遼寧記者站人員。
綜上,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基建處實際存在,且有印章,亦有財務專用章,上訴人遼寧記者站主張其沒有下屬的基建處的理由不能成立。
2、遼寧記者站應對其基建處的收款行為承擔民事責任,黃興頂未參加本案訴訟,不屬于漏列訴訟主體。上訴人在上訴狀中雖承認其與黃興頂系聯建關系,但其內部聯建關系不能對抗以遼寧記者站基建處名義從事的民事行為的對方當事人林科院,因為:第一,遼寧記者站不能舉證證明林科院知道遼寧記者站與黃興頂系聯建關系;第二,遼寧記者站不能舉證證明林科院知道或者應當知道黃興頂及遼寧記者站基建處無權代表遼寧記者站售房及收款;第三,在林科院所加蓋印章的“房屋聯建協議”中,雖經鑒定“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的印章不是蓋印形成,符合打印、復印印刷特點,但“房屋聯建協議”抬頭為“甲方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法定代表人段心強,委托代理人黃興頂”;第四,沈陽市人民政府建設用地批復,沈陽市土地管理局建設用地通知書均是下達給遼寧記者站;第五,“基建處”是以“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基建處”予以冠名,黃興項系“基建處”的負責人,且保管有“基建處”的公章;第六,黃興頂不是以個人名義售房及收款,而是以“遼寧記者站基建處”名義售房及收款,林科院實際支付了購房價款,遼寧記者站基建處出據了收款收據并加蓋了基建處財務專用章。以上說明,即使遼寧記者站未授權所屬基建處售房及收款,林科院亦有理由相信遼寧記者站基建處的行為系代表遼寧記者站所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條“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超越權限訂立的合同,除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超越權限的以外,該代表行為有效”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四十一條“法人非依法設立的分支機構,或者雖依法設立,但沒有領取營業執照的分支機構,以設立該分支機構的法人為當事人”的規定精神,遼寧記者站基建處的收款行為應由遼寧記者站承擔民事責任。黃興頂未參加本案訴訟,不屬于漏列訴訟主體。上訴人關于其不應承擔民事責任及本案漏列訴訟主體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3、關于上訴人二審中舉證《建設工程施工合同》、《聘任合同書》及《工程項目承包合同書》擬證明黃興頂系東北金城建筑安裝總公司的施工代表及其下屬于八分公司的經理,而非是遼寧記者站基建處的負責人的問題。上訴人所舉證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系1999年4月28日由遼寧記者站與東北金城建筑安裝總公司簽訂,與本院[2001]沈民初字第183號案件中李芳偉所舉的同一日期且合同主體也為遼寧記者站與東北金城建筑安裝總公司,并且段心強無異議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尾部不符,且東北金城公司亦參加了該案的訴訟,從該案黃興頂、段心強、東北金城公司等的陳述均能反映出東北金城公司實際上并未施工,亦未實際投資,本院[2001]沈民初字第183號民事裁定書也已作出確認。而且,段心強在該案中還承認,“所建房屋新聞大廈我方30%,給黃興頂70%”,段心強還多次陳述,遼寧記者站出地,黃興頂出資金。因此,上訴人二審中舉證《建設工程施工合同》、《聘任合同書》及《工程項目承包合同書》既不能證明黃興頂系東北金城公司的施工代表,也不能證明其系東北金城公司八分公司的經理,更不能否定黃興頂不是遼寧記者站基建處的人員。
4、關于上訴人主張黃興頂涉嫌犯罪,應移送有關機關處理的問題。“房屋聯建協議”抬頭為“甲方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法定代表人段心強,委托代理人黃興頂”,林科院按該協議支付了購房價款,遼寧記者站所屬基建處出據了收款收據并加蓋了基建處財務專用章。以上說明遼寧記者站所屬基建處是以遼寧記者站的名義出售房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該單位的名義對外簽訂經濟合同,將取得的財物部分或者全部占為己有構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外,該單位對行為人因簽訂、履行該經濟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即使黃興頂涉嫌犯罪,遼寧記者站亦應承擔民事責任,因此,原審法院受理此案并無不當,上訴人關于此案移送偵查機關的理由不能成立。
5、需要說明的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對上訴請求的有關事實和適用法律進行審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第三十五條“第二審案件的審理應當圍繞當事人上訴請求的范圍進行,當事人沒有提出請求的,不予審查”的規定,對上訴人未主張的其他問題,本院不予審查。
綜上,原判決認定事實清楚,判決結果正確,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4310元,由上訴人人民日報駐遼寧記者站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白 云 良
審 判 員 高 子 丁
代理審判員 曹 桂 巖
二0 0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書 記 員 劉 振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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